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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的生存目标
1、逃离囚禁
记者：你的病治好了吗？
何新：没有，但已经减轻了许多。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V，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后，V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和我分手。
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坐火车逃回北京。跑时我身边没有多少钱，溜上火车，是躲在火车座位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上，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捉着迷藏才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我一度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这位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 （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心脏较常人有所扩大，医生竟看不出我具有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体征和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之一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之一。） 这时我就想，我还得继续进行我在兵团没干完的事业。
2、流浪京华
记者：您所说的没作完的事业是指什么？
何新：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思考。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自身的一种使命、一种职责。 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那种身份，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作这样重大的事情，关注以至批判性地思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你说荒谬不荒谬？
记者：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何新：但是，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 会后，毛泽东发出号召，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毛泽东这时鼓励人们直接读马列原著，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号召人们读一批书。 在此之前，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因为林彪讲过，马克思主义里面，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认为对马列的书看多了反而会变得糊涂。
记者：其实他说得对，糊涂就是让人产生怀疑嘛。
何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只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都拿出来陈列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 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我的女朋友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 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是一个小豆浆馆，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 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天坚持去，几乎风雨不误。 这期间还有一些小小插曲，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有关。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
3、恩人与女友
记者：这两位老人是谁？
何新：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这位杨将军是谁？
何新：杨将军在文革前的职务是总政联络部长。 他的大儿子与我是中学同学。我那年流浪京华时，曾在他家寄居了三个月。 当时他也正受到严重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包括《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受到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交谈。 还有一位老人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赵朴初先生？
何新：是的。我在这里要向他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1970年秋，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阿红曾拜访赵朴 初先生（阿红家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闲居少事，在家中读书自娱。主要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书。 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结果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是当时赵老非常心爱的书。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深感惭愧。
记者：那么这一年您一直都住在这位女朋友家？生活怎样维持呢？
何新：我年轻时感情生活很不稳定。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A。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这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 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 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记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何新：是的，但这是真实的。 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 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今夜的黑夜特别漫长。尽管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 生活嘛，每天小A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 中午饭也是在北图附近吃，那时没有什么盒饭快餐，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豆腐汤。晚饭也靠小A，通常是她从工厂食堂买过来带给我。
4、收审与遣送
记者：关于您这个女朋友，能讲讲她的情况吗？
何新：小A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 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但是后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我们的爱情也就破灭了。 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 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故人非事事休〃。 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A。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 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每天挨冻受饿的，虽然人很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记者：这种流浪式的生活似乎很刺激。
何新：还有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 离玉渊潭不远，翠微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一座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有一天夜里，我设法从窗户上溜了进去，发现有很多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还有《资治通鉴》。 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被人家发现了，你猜把我举报给派出所的人是谁呢？说来你会吃一惊。这个人后来一度也是大名鼎鼎，就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后来在1989事件中颇出过一段风头的著名人物包遵信。他当时是商务/中华留守处的造反派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被抓到派出所。警察问我为什么偷书，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所长就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看了以后，他竟然跟我神聊起来。由世界历史、马列主义，一直聊到当前的文革。这是当时少见的一个有头脑的好警察。他认为偷点书读也不算什么大事，结果竟然把我给放了。 但是两个多月后，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紧张。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是正式被捕，以流浪罪而被市公安局收审。 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多月，后来又转到功德林监狱的大牢里关了大概一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的国立监狱。关我的是一间只能容留一个人的小号。 但是，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 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
5、输得精光
记者：小A呢？你与她的关系后来如何发展？
何新：完蛋了。我们的爱情关系，在经历这一次暴风雨后彻底破灭。 警方、她所在的工厂当局、她的父母，都找小A谈话，告诉她何新不仅是一个流窜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而且还是一个骗子，一个贼。警方从她家中把我寄放在那里的一部分书籍和笔记本全部抄走。 小A肯定承受到极其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她的家人把她隔绝起来，不许她见我。（我在收容所中曾托人带信给她）最终她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彻底崩溃了。我后来收到她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彻底决绝。 那一年可以说是我青春时代的一次滑铁卢之战。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记者：为什么要这样押送？
何新：在北京站，我与其他几十名知识青年一起被押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第65/66次列车。那些青年多数是犯了罪的知识青年。有偷东西的，有抢劫的，重犯的手还被铐在车厢里的桌子腿上。 到哈尔滨后警方把我押下车，我被转送到黑龙江省收容所。但在这里，我找到一个机会溜了出来。在哈尔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自己扒车回到了兵团。 这是1971年的11月间。而恰在一年前，我离开佳木斯回北京。到这时，正好是一年。
记者：您那时的体会和心情如何？当时您有所悔吗？
何新：你要知道那时代的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无从失去什么，又会后悔什么呢？
6、无根之爱情
记者：爱情呢？您失去了所爱……
何新：那种爱情是无根的，本来就不属于我。
记者：你和小A最初不是很相爱吗？
何新：但是，文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