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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并不系统，理解也不深刻，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却相当重视吸取并运用自
然科学成果（特别是进化论思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章太炎不仅
认真研究并接受了哥白尼以来欧洲近代天文学和力学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
了他的“视天论”的宇宙论，而且自觉运用进化论思想去驳斥天命论、有神
论和上帝创世说，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论证其民主革命的主张。孙中
山同样从进化论出发去解释历史，甚至解释人性，认为人类先祖与禽兽无
异，后经几许万年之进化，始长成人性；与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不同，人性的
根本乃是互助，这决定了社会国家与伦理道德的一致性。日本早在70年代
就延请美国进化论者摩尔斯来日任东京大学教授，他的讲学、译介和著作直
接推动了进化论思想在这个岛国的传播。与此同时，心理学、动物学、细胞
学及自然科学其它领域的各种新知识也陆续传入日本，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世纪之交，日本哲学界有不少人自觉运用这些新知识、尤其是
心理学和进化论去探讨宗教、道德、人生等问题。印度哲学家和阿拉伯哲学
家同样注重吸取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在维护传统价值的同时，力图使之与科
学的发展趋势携手共进。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直截了当地用自然科学知识为
武器来论证、宣传自己的哲学和政治主张。例如，黎巴嫩的舒马伊尔不仅拥
护、捍卫和竭力推广达尔文进化论原则，而且把它同唯物主义一起奉为摧毁
迷信与极端保守 （他称它们是东方的两大毒物）的唯一解毒剂。
第二，无论东方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带有鲜明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就西方哲学而言，诸如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流派的非理性
主义色彩自不待言。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在“回到康德去”和“复兴
黑格尔”的旗帜下面同样表露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实用主义虽然把哲
学归结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把哲学和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范围，但它对
经验的解释却遵循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即把情感、体验等都当作有实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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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并强调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无法达到事物的本质。
就东方哲学而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特别是章太炎的非理性
主义倾向十分引人注目。日本的“西田哲学”虽然广泛吸取了从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到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并且是采用西方逻辑
构建起来的，但实质上，它却是一种奠基于经过日本的固有宗教即神道教的
滤色镜过滤的佛教思想的宗教哲学。印度哲学一向崇尚禅思式的直觉，强调
唯有通过它才能领悟实在、获得真理；这种传统丝毫也没有因为跨入现代的
门槛而被丢失。在阿拉伯哲学中，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哲学家虽然用“合理
性”定义宗教，把宗教解释为信仰的理性主义体系，但在探讨人类知识的范
围时，他们（特别是阿卜杜）又表露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不少研究者在探寻非理性主义的源头时都曾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
方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都认为非理性主义是东方的特产。如果这种观点
能够经得起检验，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有许多史学家花了不可胜数的笔墨
探讨这一时期西学紧随殖民者的战舰、铁蹄东渐的激流，但在这一激流的底
蕴，却涌动排荡着一股与之相向的潜流，即东学西渐的潜流——世纪之交西
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突现就是这股潜流的明证。或者可以说：世纪之
交乃是东西方哲学开始迈向实质性的会通、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创造
的时期。
除了上述两大共同特征外，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哲学又各具自身独有的一
些特征。读者可以从分述如下的这些特征中宏观地把握世纪之交东西方哲学
的走向。
先就西方哲学而言，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流派纷呈，各流派所专注的对象、探讨的问题、提出的范畴、运
用的方法等都各不相同，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性背后，又存在一定的承
续性和一致性，因此可以概括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这三种
思潮或传统。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把自然科学的标准奉为唯一正确
的标准，主张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人本主义强调真正的哲
学乃是人的哲学，因此特别注重人本身的内在结构或人的本真存在的研究，
高扬生命、本能和情感意志；思辨唯心主义一般并不回避“形而上学”问题。
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思潮或传统的开创者，大致属于这一传统的有马赫主
义、实用主义等流派。唯意志主义是人本主义思潮或传统的奠基者，大致属
于这一传统的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流派。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则可
归属于思辨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一特征表明，世纪之交的西方哲学开始从传
统的绝对主义、一元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多元主义。
第二，开始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古希腊时代的智者高尔吉亚曾提出
过三个箴言式的命题，即：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有物存
在而又可知，也不可能把这样的知识传达给别人。这三个命题仿佛是对西方
2000多年哲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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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预言。如果说，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西方哲学由古代进到近代的一大
标志，那么，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就是它从近代迈入现代的一个里程碑。
这种转向正是在世纪之交开始的：马赫主义者、生命哲学家、现象学家以及
结构主义的思想先驱索绪尔，分析哲学的思想先驱弗雷格等都从各自的视角
探讨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表达、语言与解释、语言与存在等等的关系问题，
这种探讨开启了新的更深层的研究方向。
第三，学派的共同体特征比哲学家的个人特征更为突出。这是西方现代
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标志。在传统哲学中，尽管也有诸如米利都
学派、柏拉图学院派、犬儒学派之类的学派，但从根本上说，学派的特征并
不突出，一个学派往往就是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例如，亚里士多德哲学就是
指亚里士多德本人创立的哲学，黑格尔哲学就是指黑格尔自己构建的哲学，
如此等等。现代哲学则不同，每个学派都有好几个代表人物，而且各个代表
人物的思想都不是简单的雷同或仅仅注释、发挥本学派创始人的思想，相
反，他们除了基本的哲学立场和方法大致相似外，一般都各有自己的独创之
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哲学，但是，无论就阶级
性、科学性抑或内在特质、社会作用而言，它都不同于各种流派的现代西方
哲学。它既是唯物的、辩证的，又是批判的、革命的。它“在对现存事物的
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
然灭亡的理解；”它“把运动本身的一切既成形式都看作是过渡的形式，因
①
此它不崇拜任何东西” 。它在否定一切糟粕的同时继承了人类文明的全部
优秀成果。按其本质来说，它决不认为自己结束了真理，没有丝毫闭锁精神，
相反，它开辟了不断逼近真理的道路，具有容纳一切真理的开放精神。
世纪之交东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既移植西学又维护传统，在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东方哲学是在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并大举向东方殖民扩张、因而各国大多面临沦为列强殖民地的空前民族危机
的背景下，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跨入“现
代”的。这使得东方各国的现代思想家既不能忽视西学及其社会文明，又强
烈希望建设新型的资产阶级强国，与列强抗衡。因此，他们既着意汲取西方
思想，又竭力维护传统价值，渴望在贯通古今、融汇东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
例如，中国思想家章太炎一方面大力倡导要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人民的爱
国热肠，严斥自暴自弃地盲目崇拜西方；另一方面积极主张学习、研究、汲
取西方文化，并进一步超过它，认为对“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
之，吾则瞀矣。” （《译书公会叙》）他如是说，更如是行。孙中山“取法
现代，尚友古人”的主张及其毕生的学术研究乃至革命实践，同样体现了既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846—8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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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移植西学又渴望维护传统，脚踏东西方文化进行综合创造的精神。日本
的西田几多郎、印度的辨喜和伊克巴尔、阿拉伯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和启
蒙思想家也都无例外地是怀抱这种心态投身哲学活动和其它活动的。
第二，哲学思想与宗教、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关系十分密切。
东方哲学的这一特征并非现代才有，而是自摇篮时期起就一直具有的。
对此，无论中国、日本或印度、阿拉伯哲学的研究者都有过不少论述。对东
方哲学仅有肤浅了解的黑格尔则以其狭隘的大日耳曼主义和欧洲文化中心
主义的卑琐心态，因东方哲学的这一特征而把它视为“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
①
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 。
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剧变，由于人民的安危，民族的命运和国家
的存亡等生死攸关问题的空前严峻的突现，这一特征的内涵在现代东方哲学
中有了较大的更新，这集中表现在：世纪之交的东方哲学家大多不是康德、
布拉德雷式的书斋哲学家，而是怀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积极投身宗教改
革、社会改革、民主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的志士；他们极其注重理论与实践
的紧密结合，试图直接将理论付诸行动；他们的宗教观，社会政治思想、伦
理思想乃至哲学思想，都与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密切相关。
需要指出的是，世纪之交东西方哲学上述主要特征（无论相通之处或各
异之点）的全部生动具体的展开和表现，以及相应的剖析比较，只能而且也
必须通过全书来实现。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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