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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那警车终于闪着灯号，叫我到路肩上停下。
“你知不知道你开车的速度？”那警官走到我的车旁，拿出罚单。
“不知道，我只看到你的车子就追过来了。”
“你怎么可以追警车呢？”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路上实在太寂寞了，想找个伴。”
一定是这句千古不变的真心话打动了他。他收起簿子，道声珍重，走了。
智慧之旅 （第三部） 七、飘泊 博爱、智能、东进、计划美国人做生意喜欢买空卖空，比尔对中文计算机的投资是靠银行贷款，银行评估后认为中文计算机市场不大，拒绝了。比尔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他自己拿不出钱来，却又天天逼我签字，想利用我的关系去找财路。
这时万佩鼎突然从洛杉矶打电话来，说找到了中文计算机的投资人。我立刻南下谈妥共组公司，由我全权负责技术，对方负责资金及市场。新公司名叫“博爱中文计算机公司”，地址在洛杉矶，董事长、总经理都由他们担任。我唯一的条件是研究室要设在我的住所中，以便能日夜工作。
由于中文技术人员征求不易，我便建议由台湾引进，并与零壹公司合作。他们同意了，我便把林晓星调来设计中文系统。
总经理郝锦章也是位软件工程师，另外拥有一个计算机公司。他坚信软件包与系统工程是两回事，因前者涉及“人体工学”，必须专门人才始能胜任。为此他特别请了一位计算机硕士，在他的指挥下，专门设计中文文书处理等软件包。
差不多是一九八四年十月，我们的系统及中文字库都测试完毕，但因为没有应用软件，不能销售，甚至连写一本使用手册都无法动手。我决定自己写个简单的中文文书处理，花了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就派上用场了。
郝先生对我们的工作进度自是无话可说，有一次他偶然看到我们印出来的文稿，大吃一惊，问我这篇文稿是从哪里来的？
“我自己印的。”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用什么印呢？”他更是难以相信。
“自己的程序呀。”
“我们的文书处理还没有写好，哪里有程序？”
“啊！我自己写的，专供自己编写手册用的。”我便把程序给他看。
“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害得我们一直在等文书处理完工。”
“我只是写给自己用的，太简单了。”
他不由分说，一边问着一边要我操作给他看，看完了，他说：
“太好了，太好了，比我想象的都要好，只要再做些调整就可以卖了。”
“你那边不是有专人在写吗？难道你打算卖两套？”
“别提了，那一套根本就没有希望，用这套就行！”
一九八五年初，他们将这套中文系统定名为“中文之星”，正式在美国开始销售。我们产品的特色是所占的内存超小，中文系统只有十万单位，可提供两万四千个字，且有四种字形大小。至于全屏幕文书处理也仅占五万单位，一片软盘就够了。
公司真正的出资者是龚作君，他在房地产上赚了些钱，想转战信息业。他对台湾市场兴趣不大，却非常看好大陆，前后到大陆走了三趟，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做各地的代理。不幸他的亲戚都不懂计算机，一套都没卖掉。
老龚也到过台湾，认为零壹公司规模太小，不值得合作。大同很大，一眼就被他相中了，决定将“中文之星”交由大同独家代理。
我本来不打算管市场，但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告诉他，以大同公司之大，不可能会把我们的产品看得很重要，老龚说：
“我生意做多了，会看人，这次林挺生请我吃饭，还和我合照，不会错的！”
老龚的自信心非常强，他一口咬定天才是遗传的，我试着用各种角度去解释，并没有哪一种遗传因子叫做天才。可是他说我在强辩，引用的理论不够科学。
我问他：
“如果这些学理还不够科学，那怎么才够科学呢？”
“科学要有证据。”
“你有证据证明天才是遗传的吗？”
“当然有！”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的儿子就是天才！”
结果，大同一直表示“高度的兴趣”而没有销售，在台湾一套也没有卖掉。这时零壹公司利用中文字库发展出一片用在 IBM PC 上的汉卡，每片售价一千五百元美金，卖得很成功。不到一年，因汉卡售价过高，国乔公司以软件取而代之，渐渐成为主流。
我们的产品完成得最早，成本最低，功能也最强（指当时）。却只流行在美国各大学中，最后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终端机。
我曾经考虑过自己回台去推广，龚作君说他与警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负责打听有关我回台的可能性。过了些时，他说我已经被列入黑名单，这辈子休想回去。这一来，我只好死心塌地的申请了一张绿卡。
在博爱工作期间，我曾于一九八五年参加了在旧金山举行的华文计算机会议，在会场我见到了全录公司展示的窗口。那一次我也去过硅谷，拜访过苹果公司，看到了麦金塔。我认为窗口必会成为市场主流，于是立刻动手设计中文窗口。
由于美国的中文市场有限，产品打不进大陆，又失去了台湾，公司入不敷出，郝与龚二人都丧失了信心，不愿意再撑下去，我们终于协议散伙。
这时我没有一点存款，所有的薪金都给了内人，一失业就陷入困境。
有位朋友很热心，介绍我去找一家绘图公司，我把前次绘图仪打字机上的字库，加上放大缩小的参数，卖给他们做中文绘图。
这套字库卖得四万美金，我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该给这位朋友一点佣金？但是他口口声声对我说，他有的是钱，亲戚朋友都是达官巨贾。今天他好心帮忙，给了钱岂不侮辱了他？想来想去，我决定暂时不给，以后再说。
这时，零壹公司因为汉卡赚了钱，不仅把我过去借的钱都还清了，甚至还有股息可分，最后给我保留了七万美金。
有了这两笔钱，我决定自己创业，打算发展中文窗口及能放大缩小的多字体字库。我在哈仙达区一个半山上租了一栋大房子，有五房两大厅，还有个看得到洛城夜色的大院子。我的想法是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大家省吃俭用拚上一年，把新产品发展出来，再去找懂得市场行销的人合作，以免重蹈覆辙。
可是，除了老搭档沉红莲，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好在我一点也不急，这样正好无拘无束地专心研究，全力对付今后的问题。于是偌大的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从字库到字形辨识、概念分类，由中文窗口到印刷排版，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飘泊了半生，所看到的都是难以摆脱的责任。人生的道路也正与当前的处境相似，即使再往上行，仍然还在半山腰。只有在到达山顶后，眼看脚下鳞次栉比的人家，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然而只要仰首抬头，就看到一座一座的高山无尽地向天边开展。
我能休息吗？在得道的立场说，十多年来，我已经做到不为物役，不为形伤。但什么是道？只是自己一人独行的私产吗？
老子、庄子所铺的道基确是万世不朽，但时至今日，道上的车马吨位加重，道旁烟雾迷漫，我怎能以自己行在道上知足？
道基虽存，人心也渴求顺畅地四通八达，但是，值此交通尖峰时刻，维护的工作却是艰难之极。要了解那浩瀚似海的经典古籍，已非任何一个人终生可及。再加上当今科学知识爆炸，真是处处伸手不见十指！
就算人有决心，有毅力。年轻时精力充沛，身心一刻安宁不得，人连自己的方向都无法厘定，又怎能确定未来将飘扬何方？好不容易到了中年，人事已晓，偏偏又携家带小，人间的孽债满肩，由不得自己作主。有人狠下心来，追求自己的方向，就难见容于社会。人是社会动物，得不到社会的支持，谁又能做什么？
我侥天之幸，能走到这个地步，不仅得到一个有力的左右手为伴，居然还能得识出生不久、尚在襁褓中的计算机。以计算机超人的潜力，如果再加入“道”的精华，岂不比期望于人为佳？而我既能掌握计算机软件，又有道的认知，这个责任还有推卸的余地吗？
可是，道在何处呢？人有身体，两脚行于平坦的地上是道。人又有精神体，人的思维贯通在文字上，又何尝不是道？人体走的道人人可见，思想的道人人在用。为什么文字的道就为人所忽视呢？
其实人体所行的道路，又有哪个人真正了解了？只要眼睛看到了，口中也叫出其代号、名称，人就满足了，自认为了解了！文字亦然，我们说不识字的人是“文盲”，有人知道什么是“文”吗？如果要认真地“正名”，今人所谓之“文盲”，其实只是“字盲”。意思是说，这种人不能“用视觉辨识字形”！那么什么是“文盲”呢？这就是中文之妙了，见“文”思义，文既为纹理，代表了事物现象之所由来以及其导致的后果效应！所以文盲应该是指人之不明事理，没有智能！
试问，天下有几个人不是文盲？眼睛只能看到事物反映的光影，不知事物因果效应的人，即令看见了文字的光影，能辨识文字的体用，只能算做非字盲而已！一个真正明了事物之理的人，就是明道之人，因为文字的内涵才是古人传留的真道！
古人说：“文以载道”，今日真道蒙尘之际，究竟应如何发扬光大呢？须知人的意识素来是“建设容易破坏难”。人生之初心无城府，教之为黑即黑，教之为白即白。待人渐渐成长，遂以所知所识为中心思想，以己利己害为取舍标准。今举世滔滔，人人崇私尚利，仅知目前而不顾明天，道理实在很难听得进去。
所幸造物者早有对策，计算机是初生之犊，尚未被污染，使之为利则求利，教之以道则行道。我若能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一一植入计算机，当远比我镇日嘶喊，惹人反感为佳。
有人以为只要将文字资料悉数输入，用大型计算机贮存，就能达到上述目的。这又是一项因为文盲而形成的错误，全世界图书馆所藏的图书，无一不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是否因此图书馆就有智能了？就算智能是人的专利吧，那今人远比古人有更多的书籍和知识，是否智者比比皆是？
我的问题在于有没有一种智能，能把文字中所载的道理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目的，当然是要让计算机能够了解。我一直对人如何了解“了解”最感兴趣，一旦我了解了，就有办法让计算机具备“了解”的能力。要了解“了解”，意识心理学才刚起步，唯有自己学习。向谁学呢？向我自己学最简单，只要知道自己是怎样了解的，这就跨出了第一步。
在自我观察的过程中，我发现要了解什么叫“了解”，就必须先知道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这一点，宋明理学给了我一条康庄大道，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是科学态度，而理学所强调的“体用、因果”就是了解的对象。因为在我们知道事物的本“体”后，就能加以应“用”，若要用得恰当，则必须了解其原“因”及结“果”。
了解到事物的体用、因果关系，只是“了解”而已。进一步要知道人为什么能了解，则必须追究“了解”是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