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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镜秘府》与《文心雕龙》
标题中的这两部书，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名著，前者为日本僧人空海所撰，后者为南朝齐梁著名文论家刘勰所著。《文镜秘府论》既是古代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结晶，又作为中国文学的理论教科书在日本广为流传，并对日本的文学乃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文镜秘府论》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极好见证。而《文心雕龙》，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之作，对日本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同样产生了并仍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我们先说《文镜秘府》。
本章第二节“日本刮起白旋风”，曾提到弘法大师，他就是《文镜秘府论》的作者。弘法大师 （774—835）就是日本僧人空海，俗姓佐伯，佛教法号叫遍照金刚，赞歧国多度郡屏风浦 （今日本香川县善通寺市）人，“弘法大师”是空海死后追封的尊号。空海十五岁时就开始在他舅父的指导下学习
《论语》、《孝经》等中国典籍，二十四岁时仿照汉赋《子虚》、《上林》文体，撰写《三教旨归》三卷，讨论儒学、道学和佛学的旨趣。可见空海在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对汉学和佛学有了较深的造诣。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 （公元804年），日本又一次派出遣唐使。在这个使团中，就有学问僧空海。空海大约是这一年的七、八间抵达中国，住在长安的西明寺。空海在中国留学期间，除了钻研佛教经典外，还多方吸收中国文化，广泛涉猎、搜求中国典籍（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白居易的诗作）。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空海离开长安，返回日本。空海回到日本后，应日本人民学习汉语和汉文学的需要，依据他从中国带回来的唐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的《诗格》、元兢的《诗脑髓》、皎然的《诗议》等书，编写了一本《文镜秘府论》。据专家们推测，《文镜秘府论》完成于日本弘仁七年 （公元816年）前后，此后便一直在日本流传。
《文镜秘府论》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卷。天卷论音韵，地卷论体势，东卷论对偶，南卷论文意，西卷论文病，北卷论对属。《文镜秘府论》主要是讨论诗歌的声律理论。什么叫“声律”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诗歌，从远古的民间歌谣开始，就有明显的节奏韵律。后来由于词赋的发展，五言诗的兴起，人们创作诗歌，就越来越讲究字音的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也就是追求诗歌语言的声音、韵律的美。这就是“声律”。而对“声律”的理论研究，就是“声律学”。中国古代“声律学”的重要内容是南朝大诗人沈约等人创立的“四声八病”说。“四声”，就是用平、上、去、入四字标四声调名 （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汉语拼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八病”，则是指诗歌创作中运用四声时常犯的毛病，也就是诗歌音韵不和谐，比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等。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就是用大量的诗歌作例子，来详细地讲解什么是“四声”，什么是“八病”。虽然他的讲解并不十分准确，但毕竟对诗歌“声律学”的建设作了不少基础性的甚至是开拓性的工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文镜秘府论》保存了大量关于诗歌声律论的最早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在我国大都早已散失了。这些材料，对于考察我国古诗到律诗的过渡情况，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空海留学中国期间，正是唐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推进时期，六朝文风的影响依然很大。《文镜秘府论》所辑录的材料，大部分是唐初的诗格、诗式，讲究声律偶对，辞藻典故。《文镜秘府论》的理论价值，除了“声律论”外，还有“创作论”，比如“地卷”的“十七势”、“八阶”、“六志”，“南卷”的“论文意”、“论体”，等等。
民间传说：“蛇郎”与“蛇女婿”
中国和日本的文学，不仅在诗歌、小说和义文理论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民间文学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的。据我国的民间文学方面的专家们考证，日本和中国都有关于“蛇”的民间传说。
我们先来讲讲中国古代关于“蛇”的传说。
一位老汉有三个女儿，靠劳动为生。有一次，老汉在劳动中得到了蛇的帮助，为了感谢蛇，老汉答应将自己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蛇。过了几天，蛇上门求亲，大姐二姐嫌蛇郎太穷了，都不愿意嫁给她，只有三妹不嫌蛇郎贫贱，愿意遵从父命。三妹与蛇成亲后，蛇变成了人，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夫妻二人辛勤劳动，生活越来越富裕。大姐心怀嫉妒，施毒计害死了妹妹，然后冒充三妹与蛇郎同居。蛇郎并未察觉，还以为这位狠心的大姐就是自己的妻子。然而，三妹人死了，灵魂不灭，变成小鸟；小鸟被大姐杀死后，又变成竹子；竹子被大姐砍断了，又变成竹床，不断地揭露真情，不断地表示对蛇郎的亲爱和对大姐的仇恨。大姐烧了竹床，三妹的灵魂变成火炭，随之死而复活，夫妻终于团聚。大姐丑行败露，被蛇郎撵走，最后羞愧自尽。
日本古代关于“蛇”的传说却大不相同。
一条蛇正在吞吃青蛙，被一对夫妇看见了。这对好心的夫妇为了救青蛙，答应将自己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蛇。三个女儿都不愿意与这位狠心贪婪的蛇郎结为夫妻，但蛇郎纠缠不放，为了替父母解忧排难，善良的小女儿答应招蛇为婿。蛇女婿每天夜晚上门和姑娘同居，白天悄然离去，但农夫的小女儿并不愿意同蛇郎过夫妻生活，而是想着如何用巧计杀死蛇郎。然而，一位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如何斗得过凶狠的蛇郎呢？正在小女儿无计可施之时，有一位占卦的先生上门为姑娘出主意。这位占卦先生，就是那个青蛙变成的，青娃要报答小女儿父母的救命之恩，要帮助姑娘惩治蛇郎。“占卦先生”出了个什么主意呢？他假装要给蛇郎占卦算命，并表示不收钱，只要蛇郎爬到树上取下一只鹰蛋给他作为占卦的报酬就行了。蛇郎答应了，他爬上树后现出了原形，被老鹰啄死了。
从故事的结构和人物设置来看，中日两国的“蛇郎故事”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是以父 （母）亲答应嫁女给蛇郎来作为故事的开头，而且都是小女儿与蛇郎成亲，故事中的“小女儿”都是善良美丽，而且都敢于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争斗，最后终于获得了成功。但是，两个民族的“蛇”的传说也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故事主人公的形象大不一样。中国的“蛇郎”是一个美的形象，他乐于助人，经常帮助那位没有儿子的农夫干活，而且不要报酬。他与农夫的小女儿结为夫妻后，相亲相爱，勤奋劳作，靠自己的双手换来家庭的富足与幸福。日本的“蛇女婿”则是一个丑的形象，他先是要吞吃青蛙，后来又不怀好意地强迫农夫将女儿嫁给他。
由于主人公的形象不一样，所以故事中的人物冲突也不一样。日本的故事主要是人与蛇的冲突，人善蛇恶，善战胜了恶；中国的故事也是善战胜恶，但写的是人与人的冲突，姐妹两人一善一恶。故事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故事是以小妹复活与蛇郎团聚，象征善良战胜邪恶；日本的故事却以小妹杀死蛇妖来表达这一主题。
为什么同样以“蛇”为主人公的民间传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这要从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心理来加以解释和说明。中国历来有尊崇蛇和龙的文化传统，早在远古时代，蛇就是一些部落的象征或标志（也叫“图腾”）。后来，蛇被神化为龙，龙蛇崇拜成了中国南方诸民族古老的信仰。日本文化中，蛇是水神的象征。古时候祭祀水神时，要拿处女作祭祀的牺牲品，所以蛇是邪恶的神。人们希望姑娘能击败邪神，逃脱厄运，所以要在“蛇女婿”的故事中，让小女儿杀死蛇郎。大蛇被杀死后，青蛙向姑娘谢恩道：“就因为有了这条蛇，不知吃掉了我多少子孙后代。这次可把它杀死了，我们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这是青蛙的欣慰，也是人的欣慰。
蛇传说的差异，还与两个民族的婚姻习俗相关。中国的蛇传说，是姑娘远嫁蛇家，姑娘在答应嫁给蛇郎的时候，还说了一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老蛇我坐地守”的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过去中国劳动妇女择偶时的一句口头禅，它含有不得不屈从父母之命的意思，有一定的消极性；也含有和处于贫困境地的丈夫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美好愿望。中国的家庭，是夫贵妻荣，当妻子的，把自己以及整个家庭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丈夫的身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以男子为中心。男人由贫困潦倒，骤至富贵，常常引起家庭生活的重大变故，或者是男方发迹后抛弃女方，如《秦香莲》中的陈世美；或者是女方的嫌贫爱富，如《姊妹易嫁》。“蛇郎故事”的构思，也大体上属于这一类题材。
日本故事的蛇郎并没有娶农夫的女儿为妻，而是上女方的家做了女婿。古代日本流行“访妻制”，男方到女方家访问幽会，过一段时间，经女方父母认可后才能到女方落户，成为女婿，地位比较低贱，家长大都由女子担任，具有浓厚的母权制族外婚的色彩。虽然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有“招女婿”这种婚姻形式，但是很少象日本民族这样，把招婿作为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日本古代社会的招婿制，是日本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那些上门的女婿中，有一些身份不明，便引起女方父母的怀疑；或者一些寻花问柳之徒，不怀好意，激起人们的愤恨，于是这类“女婿”就成了人们批判的对象，比如我们前面讲到的“蛇女婿”。
由此可见，一个小小的民间传说，它所包含的文学乃至文化的意蕴，是非常丰富的；它能帮助我们从特定的角度，认识中日两国文化的共性与差异。
印度文学与中国
从 《西游记》说起
明代中叶的嘉靖、万历年间，吴承恩写了一本《西游记》，以丰富的想象、奇妙的故事、宏伟的结构，开拓了神怪幻想小说的领域，标志着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大家知道，《西游记》的故事，是写孙悟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伏妖魔，扫除障碍。唐僧取经本来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唐太宗的时候，年轻的僧人玄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