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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歌味道。两部作品都有很浓的民歌味道，《诗经》中的《国风》，本来就是当时的采诗官，在各个诸侯国中采集到的民歌；《诗经》中的《小雅》，也有一些和风诗相近的作品。这些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底层的歌谣，纯朴、直率、真挚。比如，同是恋歌，既有大胆坦诚的表白，也有微妙细腻的心理活动，还有弃妇赘婿的悔恨与愁怨。《万叶集》中，卷十四的东歌，卷二十的防人歌，卷十三的歌谣，都是产生于水滨山乡的民谣。这些民谣，直接使用方言的乡音，直接抒写社会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还能感受到日本劳动人民纯朴、诚挚、善良的情怀。
7，比兴手法。“比兴”，是《诗经》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法之一。比，就是比喻，打比方，以此物比彼物；兴，就是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经》的首篇《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起首两句，既是“比”，又是“兴”。用洲中睢鸠这一“他物”，引出诗的爱情之词，这是“兴”；用睢鸠快乐的鸣叫，来比喻“君子”与“淑女”的爱情追求，用睢鸠这种情感专一的水鸟，来象征人世间的伉俪之情，这是“比”。《诗经》中的许多作品都用了比兴手法，所以汉代的《毛诗序》（一篇关于《诗经》的重要的评论）讲诗之“六义”时，专门谈到了“比”和“兴”。日本的《万叶集》，不仅也采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而且有些作品同样用“睢鸠”来比来兴。请看这首 《寄物陈思》：
睢鸠在海滨，大海茫茫波涛涌，拍岸浪纷纷。
不知你亦往何方，我的心上人。
同样是描写爱情，同样是用鸠睢来比兴，不同之处，只是将睢鸠从河之洲移到了海之滨。再看这首《悲别歌》：
睢鸠在河洲，洲畔有条离岸船，架起船去远。
心上人儿可在船，日后难相见。
用“睢鸠”引出“离岸船”，又由“离岸船”引出“心上人”，虽说是更曲折的起兴，但同样是借用了《诗经》的艺术手法。
日本《万叶集》与中国《诗经》的相似之处，远远不止以上七个方面。
《万叶集》成书之时，正是我国的唐代，正是我国的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读《万叶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日本人，是怀着怎样的文化兴趣和艺术欲求，如饥似渴地学习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文艺作品。他们写的诗，象《诗经》一样清新明快，一唱三叹，像唐诗一样意象丰富，节奏流畅；他们作的文，骈四俪六，辞采华艳，颇具齐梁遗风……日本的文学艺术家为了吸收汉民族的文学艺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汉文学的影响，又大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学的发展。
日本刮起“白旋风”
公元九世纪至十二世纪，日本文坛上刮起了一股“白旋风”。
何为“白旋风”？就是日本人崇拜白居易、学习白居易、摹仿白居易的文化风气。
大家知道，白居易是我国唐代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作品，大约在公元九世纪中期传入日本，其时为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中国唐代文宗、武宗、宣宗年间。白居易在世时，亲自参加编定他的作品集《白氏文集》。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在《文集自记》中说：
《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会昌五年，白居易七十四岁。当时诗人自己得知，他的集子已经广泛地流传于东南亚各国，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日本。
白居易的诗歌作品是怎样传入日本的呢？据专家们考证，八世纪与九世纪之交，日本的学问僧来中国学习佛教，回国时，便将白居易的作品带回日本。比如我们后面将要介绍的著名的弘法大师，于九世纪初在中国留学，钻研佛经，其间曾仔细研究过中国的唐诗，著有 《文镜秘府论》。可以推测，弘法大师回日本时，一定带走了白居易的作品。后来，白居易的诗文作品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进入日本。直至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的两百余年间，在中日书籍的贸易方面，《白氏文集》仍然是从中国进口的大宗物品之一。据有关文献记载，仅日本的长崎一地，从1719至1760年的四十年间，从中国输入了《白乐天集》五种十套、《白乐天诗集》一种两套、《白香山诗集》一部七本等，总计有七种不同的版本经过长崎港进入日本。
下面给大家讲两个“白居易在日本”的小故事。
九世纪初，日本的嵯峨天皇不知从哪里得到一部《白氏文集》，他视如珍宝，藏在他的书房里，不让任何知道，只有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才将《白氏文集》拿出来拜读赏玩，咏之诵之，他以为日本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白氏文集》和白居易的诗歌了。有一次，嵯峨天皇与文臣小野篁交谈，谈话间，天皇随口吟咏了两句诗：
闭阁唯闻朝暮鼓，上楼遥望往来船。
然后很得意地要小野篁加以评论。这位天皇满以为他的文臣会对这两句诗大加赞赏的，没有想到小野篁却说：“如果将第二句中的‘遥’字换成‘空’，就最美了。”天皇听了这句话，大惊失色。原来，嵯峨天皇朗诵的是白居易
《春江》一诗中的两句，白居易的原诗用的就是“空”字，天皇将“空”改成“遥”。他以为袭用白居易诗句是无人知晓的，谁知被小野篁点穿了他的“奥秘”。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不仅深藏于皇宫内府，而且流传于贵族朝臣之中。这位小野篁肯定是熟读了白居易的作品。还有一次，嵯峨天皇在西山离宫召见群臣，命小野篁作诗。小野篁当场赋成两句，十分精采，天皇赞赏不巳，将小野篁升为宰相。其实，小野篁朗诵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诗作，而是从白居易的诗句中推化而来。天皇没能“哄”过大臣，大臣却“哄”过了天皇。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另一位天皇。那是十二世纪的下半叶，“白旋风”在日本列岛已经刮了四百多年，《白氏文集》早已不是宫中“枕秘”，而是
日本天皇必备的修身养性之教科书，宫廷内专门设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读官，负责向天皇进讲白居易的诗文作品。当时执政的是高仓天皇。有人向高仓天皇献枫树，天皇非常喜爱枫树，专门派藤原信成守护。有一天，一个仆人剪下了一些枫树枝叶，拿去作柴薪烧了暖酒。藤原信成看见后大惊，马上将这个仆人抓起来，并准备定他的罪。高仓天皇知道了此事，命令将仆人无罪释放。天皇说：“唐诗里面有一句‘林间暖酒烧红叶’，没有想到这个仆人如此风流。”高仓天皇提到的这句唐诗，就是白居易诗《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中的一句。天皇认为仆人烧枫叶暖酒，传白诗之意，是风流之举。如此说来，是大诗人白居易救了这位日本仆人一命。这个故事，在日本文坛上传为佳话，它形象地说明白居易文学熏陶了日本一代君王的宽厚仁德和倜傥胸怀。
日本列岛为何会刮起这股“白旋风”？换言之，当时的日本人民为何如此偏爱白乐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谈谈古代日本人 （主要是日本知识分子）对诗歌的审美趣味。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是通过自己的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对美的追求，表现出本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日本民族由于山川地理的原因，自古就培养了他们对于“自然美”的特别强烈的意识。他们对于自然美的欣赏，常常透露出一种纤巧玲珑的气质，而且弥漫着一股伤感的情调。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状态，造成了他们的文学家在作品中追求“幽玄”之境。我们来看下面的几句诗：
习习春风明月夜，通宵共舞惜残年。（良宽）
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漫月身。 （明）
诗人们用“春风”、“明月”、“冬云”、“风雪”等自然界的景物，来寄托表达自己缠绵的情思。在这些诗句中，自然界之景，与诗人之情，相互感应，相互交融，浑然一体地构成“幽玄”的美学意境。“情景交融”，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只是日本的文学艺术家在以情会景时，更习惯于将身外的自然景物与心中的感伤联系在一起——月光使人感到寂寞，降雪使人感到淡然，盛开的鲜花使人感到人生的短昏……日本文学中这种“幽玄”的美感，随着佛教的传入，又逐渐地融进了“空无”的观念。日本的文化人，不仅创作“幽玄”、“空无”的诗，而且很欣赏这种风格和旨趣的作品。因此，“幽玄”与“空无”，便成了古代日本民族，在创作与鉴赏两个方面的审美追求或审美理想。
站在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我们来考察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在白居易的三千多首诗作中，大约有十分之九是闲适诗和感伤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作者的避世与空无的观念，表现出作者在人世纷繁的现实中努力寻求内心深处的淡泊与宁和。以“感伤”、“闲适”之情来观物写物，使得白居易的诗作常常带有空寂幽玄的色彩：
露罩色似玉，风晃影如波。
坐愁树叶落，中庭明月多。
—— 《前庭凉夜》诗人为了表现宁和超脱的心境，便竭力捕捉自然界中那些幽寂、宁静的景象，来构筑自己诗的意境。白居易诗歌中表现的这些感情色彩，与日本古代文学中的“幽玄”意境是十分接近的，所以很容易在日本古代知识界的鉴赏心理上，引起一种强烈的共鸣。正因为如此，他的诗作比同时期的其他中国作家，更能为日本知识界所接受。十世纪有一位日本人编了一部《千载佳句》，其中收集白居易诗五百零七首，全部是他后期的“闲适”、“感伤”之作。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日本知识界对白居易诗歌艺术的审美判断，说明日本艺术家对白居易诗作宁和幽远之意境的偏爱。
文学鉴赏的心理感受，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产物。这种鉴赏的心理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文学作品的流传范围与生存寿命，这在古代，尤其是如此。白居易的作品能在中古时代的日本深得人心，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白诗的意境与趣味契合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者说白诗的审美理想满足了日本知识分子的心理需求。“物语”与“传奇”
日语中的“物语”一词，若翻译成中文就是“故事”，日本的古典小说，其标题之中常常带有“物语”二字，如《竹取物语》、《源氏物语》等等。中国的小说，在古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