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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智由曾参加过光复会，徐拂苏曾参加过华兴会，两人后来却常给《新民丛报》写稿，赞成政治改良之说，对暴力革命不甚看好，因而与梁启超他们关系密切，和革命派的人就渐渐来往的少了。
蒋、徐二人相帮着在东京做各项筹备工作，梁启超却奔走于东京、神户、横滨之间，又秘密潜返上海，与立宪派的许多人物如熊希龄、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频频联络，又给在北京的杨度、在武汉的汤化龙等人写信商议。
按梁启超的设想，《政闻社》不但要囊括民间的宪政精英，而且皇族中支持立宪的人物如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等，也应该是社内的重要成员，于是他又通过各种渠道招揽他们，可是这些皇族听见梁启超的名字就害怕，他的“钦犯”身份未除，大家那敢和他接触。张謇等人倒是不忌讳这个，但他们因为已成立了“宪政研究公会”，所以对梁启超的邀请也婉言谢绝了。杨度倒是极为赞成创立《政闻社》，但要求以自己为主领导政闻社，不许康有为、梁启超插手干涉，否则便不入社，梁启超怒道：“晰子太无理！”于是将这些人统统撇开，重起炉灶，组织了以麦孟华、蒋智由、徐拂苏、马相伯、陈景仁、雷奋、黄可权等人为主体的班底，虚社长之位，而以马相伯为总务员。
各项筹备工作到位，就选了十月十七日为吉日良辰，在东京锦辉馆召开“政闻社”成立大会，邀请了各方来宾三百多人，日本政界的知名人物如大偎重信、犬养毅等也受邀出席助兴，留日学生去旁听的自也不少，将个锦辉馆挤得满满当当。
这时候，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基本处于涣散状态，章太炎、宋教仁等骨干人物各行其是。
刘师培与张继两人办了个“社会主义讲习所”，整天忙忙碌碌召集一班人宣讲无政府主义，章太炎办了个“国学讲习所”，收了一班弟子如鲁迅、黄侃等，津津有味的讲授国粹，当然，《民报》也还办着，但报上讲国粹、谈佛学的内容越来越多了。宋教仁忙着写“间岛”问题的书。
焦达锋、刘公、张伯祥等人干脆另立组织，成立了“共进会”，刘揆一虽代理着庶务，但孙黄日警找梁启超、徐拂苏等作询问笔录。梁启超说：“算了，我们不再追究此事。请日警不不在，活动经费短缺，他也没什么事情可干。
张继与刘师培合伙搞了一段无政府主义，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心中郁郁，对同盟会的涣散极是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忽一日，梁启超等要成立“政闻社”的消息传来，众留学生议论纷纷，说他们借朝廷立宪，倡导责任政府，尊皇室而放言地方自治。张继听了，怒上心头，捏着两个拳头，喊道：“我同盟会的人还没有散尽，岂容你保皇党得意猖狂！”于是往《民报》社找人，意欲捣乱会场，出一口恶气。
《民报》社内章太炎却和汪东、苏曼殊洗澡去了，剩下了陶成章一人坐守门户。 陶成章是零七年七月重来日本的，时在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之后。当时清廷大肆通缉革命党，通缉陶成章的理由却古里古怪，说他“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陶成章在国内无法立足，只好远走日本躲避。他一年前就入了同盟会，来日本后，章太炎就招他帮忙同办《民报》，陶成章一边办《民报》，一边聚了些女留日学生，讲授中国历史，号称“女子讲习所”。
陶成章的外形是一条黑胖大汉，威严猛鸷，极有势派。章太炎平日叫他“陶皇帝”，又叫“陶强盗”，其他人不敢这么叫他，就称他“会稽先生”，张继进来时，陶成章正扒在桌子上写“浙案记略”，张继大声喊道：“会稽先生，梁启超等大大咧咧的成立政闻社，视我革命党人如无物，咱们须得有所表示才行。”
陶成章动也不动、头也不抬，只问：“都有些什么人？” 张继说了蒋智由、徐拂苏等一串人名，陶成章一听，大怒而起，恨道：“保皇党好无耻，到处作乱，煽惑人心，咱们去掀了他们的会场。”
张继说：“须得再约人手。”
两人于是一同出门，又约了宋教仁，金刚等一大批人，都是革命党方面的，众人浩浩荡荡赶往锦辉馆。
政闻社的大会正一项一项进行着，组织机构、各职司的人选、宗旨纲领各项议程都进行完了，最后是梁启超作演讲。主持人蒋智由笑容满面，宣布说：“现在请名满天下的文章魁首、立宪先驱梁任公先生发表演讲。”
会场里立时掌声如雨，“哗哗”的响了起来。掌声响过，梁启超长衣宽袖，潇洒自如的上了讲台，人群顿时静了下来。梁启超稳稳在讲台中央站定，优雅的转头看了看下面的听众，开口说：“启超没有多少学问，大道理懂得不多。”说到这里猛一扬头，双眼上翻，说：“可是启超还是有些学问的，对行宪政救中国尤有心得！”
开场白一完，梁启超的宏论立刻滔滔不绝、喷涌而出。国会与立宪的关系，国会如何监督政府，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等等，一项一项的道来，出口成章，一气呵成，其间没有丝毫滞窒，正讲到得意激动之处，忽然台下传来一声怒喊：“住嘴！”接着一个黑胖大汉站了起来，那自然就是陶成章了。
梁启超勃然大怒，喝道：“什么人来捣乱？” 张继这时也跳了起来，喊着：“马鹿，马鹿，我让你胡言乱语！”“马鹿”是日语中骂人的话。蒋智由，徐拂苏等见状大怒，连连呵斥，制止张继。
张继忽弯腰脱下一只鞋来，朝台上的梁启超就打了过去。梁启超没料到他掷鞋打人，忙一偏头，鞋打到了左耳之上。
张继这时单脚跳着向台上冲去，徐拂苏、蒋智由上来拦住。陶成章站着大声呼喝指挥，从他一起前来的党人齐声起哄乱骂，会场立时大乱。
梁启超气白了脸，指着台下的陶成章、张继痛斥“混账”。麦孟华却跑了过来，强行拉他从侧门出去。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人在护卫的保护下，摇头叹息而走。不知什么人报了警，一会儿便来了一队警察，问明情况后便要以扰乱治安对张继等人追究责任，陶成章等这时已经走了，张继要狠闹到底，不肯罢休，所以被警察抓住了。
必多事。“麦孟华等不解，瞪眼问：”难道就让他们白闹了、白打了？“梁启超捂着被打疼的耳朵，怒道：”两派中国人闹事打架，却让日本人来处理是非，难为两派人都喊自己爱国！好了，此事就此作罢。“
锦辉馆骚乱之后，康有为从美洲写了信来，说：“昔日孙文欲害我，你尚不信，如今你力促立宪，反对革命党的学说，正中其忌，故欲暗算于你。诚可忧也！”
梁启超却并未把锦辉馆的事当回事，政闻社成立之后，立刻遣众人回国，不久，又将政闻社总部迁往上海。政闻社同仁立足上海，除广泛联络各界人士推动立宪外，又出版了《政论》杂志，宣传介绍宪政，一时间，在国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大家希望通过努力，促使清廷在短期内取消党禁，允许士民合法组建政党。
政闻社的活动，却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袁世凯精明老练，耳目又多，稍一留神，便知道政闻社的后台老板是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恼怒起来，恨道：“康梁若得势，还有我袁某人的立足之地吗？我必须破坏他们的图谋！”于是向慈禧奏道：“政闻社为康梁所办，内多悖逆要犯，托名研究宪政，实则阴图煽乱，确需取缔。请太后明察。”
慈禧听说康梁又变换花样捣乱，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就下令查禁“政闻社”，发电要各督抚抓捕在内地活动的政闻社骨干分子。梁启超气得大骂袁世凯“卑鄙狠毒”，却也无可奈何，活跃一时的政闻社于是偃旗息鼓、风流云散。不过，各地督抚这时不愿意得罪立宪派的人，对和国内立宪派来往紧密的徐拂苏、蒋智由等人，也没有真的去抓，徐、蒋等人仍以个人名义顽强的活动着。
国内沸沸扬扬的改官制、选议员，你上我下，你抢我夺，预备立宪的气氛越来越浓。远在安南的孙文这时却将取镇南关的一切准备都做好了，下令径夺镇南关。
一九零七年十二月一晚，黄明堂率那模村的游勇百十人，带短枪、马刀、鞭炮等物，星夜抄小路绕到镇南关背后，急攀石山向炮台逼近。守炮台的清军官兵早已联络好了，由哨官李福南率人迎黄明堂上山，三座炮台遂顺利易手，为革命党所占。镇南关的防务总管黄福廷突然临时食言，脱身而走，急匆匆向陆荣廷报告去了。
第二天，孙文、黄兴、胡汉民、谭人凤等也一同登上了镇南关炮台，黄明堂领众人列队鼓掌迎接。孙文满脸笑容、兴奋异常，便即兴演说，鼓励众人斗志。
炮台下村子里的老乡听说黄明堂当了革命党，领众人占了炮台，就扶老携幼的来炮台看热闹，猛然间看见孙文西装革履、仪表堂堂，都吃了一惊。
小孩子吓得忙躲到大人身后，说：“老番来了，老番来了。”当地土语，将洋人叫做老番。 孙文走了过来，笑呵呵说：“我是中国人，不是老番，不要怕，不要怕。” 这时传来消息，清军总兵陆荣廷正带人向镇南关急驰，孙、黄即命众人严阵以待。 不久陆荣廷带的二三千清兵出现了，从三面逼近炮台，炮台上革命军居高临下，枪炮齐发，清兵不敢逼近。如此相持了五、六天，孙文、黄兴也学会了开炮。孙文一炮打去，大笑说：“我反满十多年，今日方亲手开炮打清兵，真痛快呀！”正自高兴，忽一砍柴的樵妇从山僻小路来关上求见孙文，说受陆荣廷之托送信给孙先生。孙文展读来信，信中大意说：自己带兵攻打炮台，情非得已，内心深处，仍存反满之念。今日见革命军炮火猛烈，斗志激昂，方知孙先生亲临指挥。但如今南宁方面已派了龙济云带兵数千前来助攻，炮台万难保住，请速速撤退方为上策。
众人参详不透其意真伪，黄明堂却坚请孙、黄一行下山，说：“不管陆荣廷有何意图，我等只与他们相抗到底，请总理与黄先生速到安南，运送炮弹枪械接济我们。”
孙黄都觉黄明堂言之有理，于是同了胡汉民、谭人凤乘薄暮，从安南一侧下关，旋返河内。刚抵河内即传来消息，镇南关已经失守，黄明堂带人突围进入燕子山中。
清廷此时知悉孙文就在安南河内居留，便照会法国公使，强烈要求将孙文逐出安南。安南此刻为法国所占，派有总督管理。法国总督便传见孙文，说奉政府命令，请他离境。
黄兴大喜，热情相待。谭人凤乘间告黄兴说：“郭人漳犹疑不决，欲观我兵势军饷情况方下决心，你可极言我方兵强饷厚。”黄兴顿悟，连连点头，嘱谭人凤安排一切。自己于酒楼上为郭朴存设宴接风。
筵席开了出来，杯盘罗列，酒肉盈樽。郭朴存逊谢。黄兴顾盼自豪，大言道：“我同盟会今次经营西南，倾全会之力，幸赖海外华人慷慨相助，总理孙先生运筹得当，如今兵强饷足，若得令叔郭协统相助，则取两广易如反掌！两广若下，内地反满志士自然高擎义旗相应，那时候，满清土崩瓦解，大汗子孙复国，你我俱是革命功臣，共享民主共和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