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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滨江路，看着欢乐的人群，心里好生难受，我脑子里想高中时学过的我国著名的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荷塘月色》中说过的那句话，“快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滨江路是一条步行休闲街， 这里有各种体育设施，供人们施展，现在正是中午时分，人们相聚在这里，左边的餐饮业更是红火得很。
我在靠江边的地方找了个木椅坐下来，打手机到对面的快餐店要了一份快餐，把肚子填饱了，要了一份晨报来读。
坐了一会儿，觉得太阳照在身上有点热，便又起身沿江边散步，走了一段路，我发现前面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医讯”的小广告，我走过去，发现这是一张“专治性病、阳萎”的广告，医生称“绝对为患者保密”医生医病的地点竟在一家旅馆的XX号房间里，我早就听说过这类“旅馆医生”，他们实际上是那种“打一枪放一炮”就转移地点的游医。其医术也并非高明。
正在我停步看广告时，走过来一位老大妈，老大妈笑着问我，小姐，你要看医生吗？我家老头子就是XX医院退休的医生，他退而不休，在家里行医。见我有点疑惑地看着她，她又说，看小姐你都是有知识的人，我也不会骗你，医好了你再给钱，总可以吧。
我对大妈的诚恳产生好感，问离这里有多远，大妈说就在附近，走六七分钟就到了。
大妈的家就是滨江路正街，是前几年滨江路地段才建起来的新住宅，大妈家住五楼，上百个平方米的家里，专门用了一个房间来做诊断室，大妈的老伴自称姓凌，医学院的老牌毕业生，清瘦的个头，近视眼镜背后有一双慈祥的双眼，给人以信任感，大妈陪着凌医生在房间里为我作了检查。
凌医生说，你的病感染得不轻啊，好在是刚感染，可以吃药打针双管齐下，尽快控制住病情。凌医生慢条斯理的，我却有点着急，问他要多长时间才能医好？
凌医生说，要想好得快，就得用好药，好药嘛，当然就贵了。
凌医生说半句留半句的，我更着急，我问到底要多少钱？
凌医生说，这样吧，你给两千块，我包你一周内痊愈，而且永远不再复发。
我没有半点犹豫便答应了，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想的都是治病要紧，至于多少钱往往是不会在乎的。
凌医生给我打了一针，他说这种针药是目前国际上医治性病最有效的，三百元钱一针，我的病只需两针就可以了，凌医生又给了我两包药，是今天夜里和明天早晨吃的，我先付了八百元钱，凌医生要我明天上午去缴钱后；再给我剩余的药品。
第六部分有一种怅然失若的感觉
今天上午又去了凌医生家，缴了剩余的1200元钱，打了一针，又拿回7包药。我觉得凌医生很“神”，我今天就感觉下身不再那么痛了，看来我那两千元钱花的还是很值。
傍晚时，张总打来电话说，他已为我结了账，并准备给我补偿金一万元钱，加上工资三千多元，他说他已经在工商银行给我存了张单子，问是我去取还是他给我送来。
我说不用你劳神了，我会来取的。
张总说，雪儿，你可帮了我大忙，你能不能不走，留下来或许去外地公司，像你这种熟悉公司业务的人我放了真的可惜。
我没立即回答。张总又说，你走了，我会痛苦的，你知不知道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有多高，我……
我不想听他那种口是心非的话，“啪”地放了电话。
放了电话，我心里又有一种怅然失若的感觉，我突然觉得公司在我记忆中还有那么一点值得留念的地方，我是一个很敬业的人，我想，要不是张总的无理骚扰，我是不会离开的，但是，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也许都是不可避免的，用唯心主义的说法是，命是注定了的。
唉，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天色已经全黑了，黑夜涌进窗来在我清冷的屋里露出凶光，远处的灯火阑珊处正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故事，面对热情的都市之夜，我没有一点“醉意”，我孤独的大脑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面前的电脑冰冷如斯。
我正站在夜色的边沿，我好想挣扎，把孤独与痛苦抛向深渊，我还能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呢？
我手上的鼠标是一个世界的标志，我沿着标志进去了，眼前虽说有了缤纷的世界，可我的心仍在孤独地流泪……
第六部分我好像成了坏女人了
昨天足不出户在家里呆了整整一天，就连电话也没有接，心里空虚得要命，开始是听音乐，把孙燕姿的歌曲反复听了好几遍，把音量开得大大的，有点震耳欲聋，我是想通过音乐把孤独与寂寞赶走。中午又睡了两个多小时的午觉，起床后无精打采的，打开电脑上网，收了几位网友的邮件后马上回复。
我写的《母亲编织的毛衣》在网上发表后，先后有几个网站给转用了，辽宁省那个叫潇潇的编辑说他们杂志社准备刊登，他在E_mail中说，我写的文章还不够曲折动人，不能打动人心，要我再作修改。
有那个必要吗？不行就不行，再改也没有用，写稿是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你看那本杂志的扉页没有声明“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任何连带责任”，编辑部同时强调要“一稿一投”但往往投出去后，编辑用不用都不会及时通知你，要你等上两三个月后再可另投，两三个月后又是什么样的概念，这世界变化那么快。
有时两三个月后，编辑用稿了，稿费又要等上一两个月才能到手，而往往到手的稿费和实际付出的劳动又不成正比，有的报刊还会“赖”作者稿费，来个“石沉大海”，你总不能因为几十元钱稿费而诉诸法律吧，诉讼费就要好几百元，请一名律师没有一千元钱的劳务费别人是不会干的，都说“中国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许多人是没有钱来打官司。
对于稿费之事，我前几天在一张报上读到一篇题为《稿费这狗东西》的文章，投稿是一厢情愿的事，你满腔热情投去了，人家老编还不一定看中你的热情，现在的电子邮件那么方便，用与不用发个邮件一两分钟的事情，但老编们就是不想干，让作者去耐心地等待，如果发现你一稿多投了，编辑部还来个“黑名单”公开，让你“一稿多投”臭名远扬，这种因果关系也是很喜剧的，怪只怪中国人口众多，中国文人太多，老编们也才可以尾巴翘上天，“你不为我写稿，有的是人投稿”。
据爱好写作的朋友透露，要想发表文稿还得去请人家老编们“烟酒烟酒”。
好了，我说的全是废话，我写的那篇文章，我也不想再修改了，我已从电脑上删除了，我没有必要那么辛苦地去写文稿，既费脑子又费时，我才不愿意做那种劳而无获的事情，因此，我发了邮件过去，对潇潇说了声“拜拜”。
刚才上网时，又收到了阿辉的邮件，他告诉我他仍在关注我，同时为我的命运担忧，他还是希望我考虑接受他，他说，他不会追究我的过去怎样，关键是看将来。
读他信中的语气，我好像成了坏女人了，是啊，我的所作所为和坏女人又有什么区别？我是坏女人吗？坏女人又有什么标准？
第六部分我心里就有一种失衡感
今天中午晓林约我出去吃饭，晓林问我这些天到哪里去了，打电话去公司，公司说我已不在那儿干了，你家的电话又长期占线，手机又是关着的，昨天她就准备到我家来找我的。
晓林说，雪儿，你真的不在那家公司干了？
我说，是真的。
晓林说，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现在也很茫然，过一段日子再决定吧，我一直还是想着去沿海地区打工，我想，我更适合那边的工作。
晓林说，你要考虑好呀，嘉嘉不可能一辈子跟着你的父母吧，她总需要一个人来照看的，天下还有什么教育能胜过亲生父母的教育？
晓林说的有道理，但有的时候，面对女儿嘉嘉时，看着她那张越长越像何国安的脸蛋，我心里就有一种失衡感。
何国安能一走了之，把教育、抚养女儿的事情完全推到我肩上，但作为母亲，看见女儿那张天真可爱的模样，我又不能忍心放弃，不忍心让她幼小的心灵中烙上失去父母之爱的烙印，女儿是无辜的，我没有理由拒绝给女儿母爱。
我这个人真的太多愁善感了，我自己也觉得我的感情越来越脆弱，我想飞，但又总觉得有什么东西缚在我四肢上，我欲飞不能，我再也没有了以前为了何国安那种所谓的爱情而宁愿放弃一切的勇气。
回到家，看着电脑桌上摆着的女儿的照片，看着女儿那双明亮的双眼，我心里禁不住涌起一阵暖流，泪花竟然悄悄挂在了眼角，我的女儿，她心中一定时时都在唤着妈妈，我提起电话拨过去，是父亲接听的。父亲说，他也准备晚点给我打电话来，父亲说嘉嘉生病了，去了医院，医生说是感冒，这两天嘉嘉没去周大姐家，留在家里由母亲在照看，今天下午去医院输了液。
父亲说，雪儿，你有空吗？有空就回来看看嘉嘉吧。
父亲又问我，雪儿，你不是说要去广州那边发展吗？你真的去了吗？你现在哪里给我打的电话？
我真的泪流满面了，我说，我还没走，爸爸，我明天就回来看嘉嘉。
父亲说，那好吧，明天回家我们再说吧。父亲挂了电话。
我握着话柄久久不想放下。
我心里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我给晓林拨电话，可电话拨通时我又搁了。晓林一定有她自己的事情，哪有空时间来听我倾述？
我面对着电脑坐了一会儿，心里感到的是有很多的话想说。
我拨通了“情感倾述热线”。不管热线小姐爱不爱听，我只顾自己说……
第六部分为她创造一个幸福的日子
今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就回到了家。
母亲陪嘉嘉去医院了，父亲一人守在店里。
我把东西放在店后，去了县医院。
嘉嘉正躺在医院门诊的临时病床上输液，母亲坐在她身旁，女儿见我激动地直摇小手。我俯身在女儿的小脸蛋上重重地亲吻了一下，女儿朝着我笑了，笑得很灿烂。
母亲说，嘉嘉是感冒了，没什么大问题，医生说明天上午再输一次液就行了。
母亲说，雪儿，你就放心吧，嘉嘉由我带着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脱口而出，谢谢您。
母亲说，谢什么，你和我也客气？
我只好以笑作为回答。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母亲。
我说，妈妈，你也劳累了好几天，你就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嘉嘉。
母亲说，我想陪陪你们母女俩， 你都已经好久没回来了。对了，你去广州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说，现在还说不清楚到底去不去，我心里总装着嘉嘉，她在一天天长大，她也不可能老跟着你们，老让周大姐带着，我如果真的走了，回来的次数就少了，一年难得见到你们一两次，因此我很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