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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涵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根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欬，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订作坊似的，线装、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据说，佛家教规，受戒者对于白衣是不答礼的，对于皈依弟子也不答礼；弘一法师是印光法师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礼甚恭，一方颠头受之。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记。
第一部分张大千：我当了一百天和尚
张大千
我的未婚妻，原本就是我的表姐，比我大三个月，我们的感情极好，可惜她过早死去。她叫谢舜华，尧舜的舜，中华的华……我由日本回来，本想回内江祭吊尽心，可是正逢张勋在闹复辟，兵荒马乱，我回不了四川，家兄又命我回日本，那年我二十岁。我二十一岁（一九二零年）由日本回来，当时我确实有过念头，今生不愿结婚了。
我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我对佛学很有兴趣……
我当初决心要做和尚，是在松江的禅定寺，主持是逸琳法师，“大千”就是逸琳老方丈为我取的法名。起初，我完全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我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我由松江募化到了宁波，观宗寺的知客僧对我这个野和尚闭门不纳。我回到小客栈去想办法，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我这封信发生了效果，老法师回信叫我去见他。观宗寺的知客僧一见是我，大不高兴，报我这个野和尚不知趣，又来找麻烦。我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信，他才无话可说，让我进门。
谛闲法师让我去，是看了我的信，认为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我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我虽说原本是去观宗寺求戒的，但临到要烧戒时我又怀疑了。
我与老法师辩论，我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恶，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我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他又譬喻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变驯成良驹。我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老法师笑而不答。
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我二十刚出头，少年气盛，辩论时老法师好耐心，我曾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笑叱我一句：“强辞夺理！”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并未答应我可以不烧戒。我记得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我实在想不通，要我烧戒也不甘心，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观宗寺！
我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我并不是要还俗，我只是不愿意烧戒，我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墓，渡船钱要四个铜板，我当时只有三个铜板。我想他对出家人总可以客气点，上了船，就对他说明我的钱不够，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开口就骂，他说天天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来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我忍气吞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还争什么意气，逞啥子强。过了渡，倾其所有给他三个铜板，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我走的。哪晓得他一把抓住我的僧衣不放，破口大骂，骂我野和尚不给钱。我也开口回骂。更令我恼火的，是他把我穿的和尚礼服“海青”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
骂人还不要紧，拉扯之间，船夫竟然用桨来打我，我一怒之下夺过桨来，就把他打倒。他大叫救命，岸边的闲人等，也大叫野和尚打人，但是没有谁敢阻挡我了。
这件事对我刺激很深，那时候究竟是血气方刚，一点不能受委屈。我开始想到了和尚不能做，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不能做……
我仍然到灵隐寺寄住了两个月……
上海的朋友，不讳言自己的苦闷。上海的朋友们，也认为我长期寄居在西湖灵隐寺不是办法。他们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我同意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上海的朋友来信说：已代我接洽好两处庙子，我可以去挂单寄住。他们不告诉我庙在哪里，只约我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指定我在北站下车，说是来接我，然后陪我去庙里。那一天，我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找我的朋友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膀子，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我是被我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我，早已用电报通知我二家兄，由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抓我！
二家兄免不了把我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我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兄命令之下结了婚。没想到家里已经另外为我订好亲事，结婚这年，我二十二岁，我的原配名曾正蓉。
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我被二家兄抓住为止，前后刚巧又是一百天。
第一部分启功：仁者永远无尽意
启功
中国幅员广大，世界闻名。长江、黄河，自西东下，不但四岸的民命赖以生存，南北的文化教养也获得无穷的滋长。
唐世藩镇割据，使得金瓯碎裂。北宋虽然部分统一，而又自制内部矛盾。同胞兄弟阋墙之后，夺位掌权的弟弟，把哥哥的子孙统统赶至江南，朝内失势的大臣，又都赶到更远的边境。从此造成数千年中国文化盛于江南，成了八九百年的局势。到了清朝，正常科举之外，还一再地举行博学鸿词的特别科举，所取人才，更多是江南的文士。
赵朴初生于皖江，长于沪、宁，又加天资颖悟，所谓渊综博达，亦出勤学，亦出天资。始到“立年”，即参加红十字会工作。这项工作，无疑是集中在扶生救死，奔走四方，对于体力锻炼、思想的仁慈，实是一种深刻的培养。那时有一急救对象，正处在困饿无援的境地，朴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募来救济的粮食，送去救急。旁有关心的人士向青年的朴翁提出警告，朴翁反问：你如见到你的同胞困饿将死，那应取什么办法？是先问他的派别，还是先送去食品？由此不禁想到《论语》中孔子的弟子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算不算“仁”？孔子说：何止够“仁”，应该算“圣”，尧、舜恐怕都不易达到这种行为！又佛教传说中，有释迦牟尼自己割肉喂虎的故事，朴翁当然知道这类行为危险的程度，与割肉喂虎的传说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朴翁后半生更多地做佛教以及各宗教全体的统战工作，好像是一位彻头彻尾虔诚的佛教徒，哪知他的仁者胸怀，其来有自，宗教的表现，不过是仁者胸怀升华的一个支流罢了！
湖北蕲水陈家自秋舫殿撰（沆）以来文风极盛。朴翁在沪上时常请教于殿撰诸孙曾字一辈的先德，尤其喜读《苍虬阁诗》。陈四先生（曾则）的女公子邦织女士，在家庭的影响下成长，又和朴翁结了婚，成为朴翁在新中国工作更加得力的帮手。
1983年我初次访问日本，谒见了宋之光大使，宋大使留我住在大使馆的宿舍。正在日本电视台上教中文的陈文芷女士，来到宿舍相访。文芷女士是邦织夫人的堂侄女，拿来朴翁吟诗的录音带给我听。她问我：“你猜是谁的哪一首诗？”我说一定是“万幻惟馀泪是真”那一首。文芷女士又惊又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