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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尼是爪哇岛上一个马来人的村庄，地处山区，到处有茂密的森林。树木一直生长到海边，它们四季常绿，对欧洲人说来都像是新的一样。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一种树，葡萄牙人称之为“无花果树”，因为它的果实就像上帝给我们的无花果那样，有点粉，有点甜。结着这种果子的树有点像我们的胡桃树，树叶宽宽的，翠绿翠绿的，随着季节推移，它们会变成浅红色，非常好看。果实有苹果那么大，当它们成熟时就成了金黄色。杜赫德（Duhalde）神父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曾经提到过类似的树。我们还看到另一种树，至今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只知道它结一种如椰枣那样的果子。这种果子的肉软软的，味道甜美。包住肉的壳有点像装订用的轧花革，果子呈椭圆形。人们认为，这种果子在新摘下的时候是有毒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先要将它晒干。晒干后它变成黑色，皮也皱了起来，就像我们普通的李子那样。这时候人们吃起来就没有什么危险了。
我登陆的地方就如一座大花园，布满了奇草异木，葡萄牙人充分利用这些植物来制药。当海水退去时，在原来海水浸泡的地方留下一条长长的沙滩，一眼望不到边。它的宽度大约有40法尺。我首先看到一群孩子和若干男人来到沙滩上，有些人在这边，有些人在那边。就如圣方济各所描绘的那样，他们有着像烧砖那样的肤色。盘缠的头巾紧箍头上，顶上不盖住。他们在腰到膝的部位穿短衬裤。有点身份的人在裤带上别一把煨了毒的匕首。匕首只1法尺长，他们称之为“奇里克”（chriq）。妇女不能在公众场合露面。我们其中一位官员深入村庄，看到一两个去提水的女子。她们和男子有所区别的是，在她们腰带的右边别着一块围巾，她们将这块围巾搭在左肩上以遮掩胸部。再往远看，我看到一位有身份的土著坐在草编的座椅上，另一些土著围在他周围，有些人站得笔直，有些人就像猴子那样，或者如欧洲的裁缝那样盘腿席地而坐。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姿态可使人比之青铜雕像。
我继续前行。万丹国王一位年长的大臣握着我的手，我以世界上最友好的态度也握住了他的手。但他丝毫也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对荷兰人的惧怕使他不能为我们可怜的船员提供食品，他们已经快要饿死了。结果我们决定南下去克里达（Kerita），这是荷兰人的一个商站。我们在那里发现有三个荷兰兵。我们必须吓唬他们，于是就提高嗓门说话，那下士害怕了，满足了我们官员的部分要求。在人们做买卖的时候，我将一些玻璃小念珠分发给孩子们，因为我看到他们十分好奇，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后，我把念珠上的十字架取下来，以免亵渎神圣。然后，我退到一个荷兰人的内园中，忙做圣事。
然而我们在塞利尼和克里达都未能达到目的，只取得人们允诺的极少部分食品。惟一可做和能够做的决定是尽早到达澳门，我们离那里只有七八百法里路程了。然而上帝对我们大发慈悲，突然刮起一场在该海峡不常见的风，阻挡着我们的船继续前行。
当我们刚抛锚停船的时候，一艘装满乌龟的船从一个叫做阿尼埃尔（Anieres）的地方向我们驶来，为我们补足了食品，此时风也顺了。这一圣迹使我们那些自认为铁石心肠的船员大为感动，其中的一位船员昨晚还与人为是否有奇迹而争论，现在高声说到，凭今天的经历，他信服了。眼泪从一名外科医生的眼里流了出来。从那以后，每当我鼓励病人，以增强信心和感恩之情时，我就对他们说：“回想一下阿尼埃尔吧！”乌龟治愈了所有人的病。我从来也没见过治疗坏血病有这么迅速有效的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欧洲的乌龟也有同样的疗效，我们的医生是不是对此已做过试验。
我对上川岛（Sancian）非常迷恋，距该岛越近，我想见它的欲望就越强烈。根据我们所处的纬度，我想这一天应该看到这个我向往已久的岛屿了。二三点钟，天还未亮，我就起床了。面朝应该看到上川岛的方向，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祈祷着，但一点都看不到。最后到了6时半，有人在桅杆上叫起来：“上川岛！”闻此，我赶紧从船后楼跳到船前楼，我看到了上川岛。它的身影把我震住了，一度使我一动也不动。但人们来通知我做弥撒的时候到了，我在做完弥撒后，又迅速登上船楼，愉快地端详上川岛去了。
我们离澳门只剩20法里，我们已考虑在澳门停泊，这一天是1767年8月11日，这是我永远难于忘怀的日子。为此，我们加快了船速，穿行在无穷无尽的小岛和礁石之间，那些礁石光秃秃的，上面覆盖着干枯泛黄的青苔。由于月光有利于航行，我们在晚上10时左右到达距澳门1法里半的地方，抛锚停船。抛锚后，有人将一条小船放到海里，准备送外方传教会的祭司塞拉尔（Serrard）先生和多明我会的尼埃姆（Niem）神父上岸。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晁俊秀神父给昂塞莫神父的信（4）
六个月来，我扮演了很好的角色。一路上，没有人怀疑到我是耶稣会士，船长也不例外。他们都把我当做是塞拉尔先生的同僚，我也有意完全装成这副模样。但不和他一起去澳门就会使我露出马脚，我想到广州之前不暴露自己身份，因为葡萄牙人对我们的到来有许多担心。在茫然中，我考虑了一下，有了主意。尽管塞拉尔先生十分害怕，但我还是从头到脚乔装打扮起来，以免被人认出。我首先从更换装饰开始，我脱掉教士长袍，代之以一条镶蓝边的衣服，然后我戴上发套，腰里别一把短剑，手持一手杖，我就这样出发了。我在晚上11时到达澳门，首先需要去葡萄牙总督府邸。我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但我假扮“伯蒙号”船上的官员。我对总督说，我想知道次日早晨向澳门致意时需要发多少响礼炮。我们同意互致礼炮，一炮对一炮。午夜钟声敲响之际，我来到美丽的圣保罗教堂前，接着我来到外国传教会教士们的住处。他们向我通报了一系列坏消息。我从他们嘴里得知，暹罗王国刚被缅甸人摧毁，那里只留下一大片废墟，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惨死，外国传教会的教堂和神学院都遭彻底破坏。
我还听说，中国的情势也混乱不堪，云南（Yunnan）省和海南（Hainan）岛已经拿起武器反抗皇帝，周边省份也蠢蠢欲动，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向我补充道，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两位方济各会的德籍神父在广东省被捕，目前他们关在省府（与省同名法语中“广东”和“广州”都为Canton。——中译注，此信就是在该地写的）的监狱里。他们还说，在距此四五百法里之地，传教士们或被迫逃亡，或被迫躲藏，以躲避在此情况下必然出现的追捕。广东巡抚已派官员到澳门，了解是否有新的外国人进入到帝国之内，他愤怒地威胁葡人议事会，要求它此后应密切注意不让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
听了这么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后，半夜三更我被迫返回船上。翌日，即８月１３日，天色微明，我们到达大河珠江（Kiang）口。这是进入中国的大门。我们逆流而上的河道在此仅１／４法里宽。保卫入口的两座要塞既小又丑，它们不配要塞之名。稍后，我们看到一座著名的高塔，它的用途是让皇帝二十四小时都能知道广东的消息，尽管皇帝距此有600法里之遥。此塔高八层，外部是瓷质的，装点着各种人像，里面覆盖着非常光亮的大理石，五颜六色。在厚厚的墙壁里，建有楼梯，藉此人们可以登上所有的层楼，每层美丽的大理石回廊装饰着金色的铁栅栏，使得围绕着塔身的飞檐更为秀美。在每层回廊的角上挂着小铃，风吹铃动，其声清脆悦耳。
8月13日这日下午，我们到达了能看到船泊地的地方，威风凛凛地行驶在各国船只之间，经过时传来阵阵他们向我们致敬的礼炮声。5时，我们在黄埔下锚。说真的，船上的日子本身并不好过，但对我来说，它显得并不太长。旅途中，我有一位外国传教会的僧侣为伴，这位年轻人虔诚热情，熟谙神道，善闭门思过，严以律己，该友善时则友善，诲人不倦。他为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到达黄埔后，我所见到的第一批人是金济时金济时，法国耶稣会士，比晁俊秀早数月抵广州，与晁俊秀同时入北京，1781年去世。——中译注（Collas）神父和毕若翰毕若翰，法国耶稣会士，与金济时同时抵广州，后返法兰西岛。——中译注（Beguin）神父。在第一声礼炮响起时，他们跳上一艘小船来到我面前。他们告诉我，我的神父长上已经到了广州，他知道我到达的消息后，就急忙赶来了。
虽然广州距黄埔约3法里，但翌日一早我们就到达了那里。我全身心地拥抱这座城市，就像一位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用不知疲倦的热忱转变非信教者信仰的老传教士。我从费若瑟（le Febvre）神父处得知，拉米拉尔（Lamiral）神父在10至11月之前潜入内地，但在距广州半法里处被捕，为了将他赎出，花费了2万锂锂，法国古代记账货币，计量各朝代、地区各有不同，一般1锂相当于1古斤银，约合490克。——中译注。他还对我谈到，他自己在等待返法的船只到来之前，今年（1767年）也曾试图深入内地传教，但被发现了，只是靠奇迹才逃脱非信教者们的狂暴。他再一次向我证实了人们所说的皇帝与云南燃起战火的事和方济各会教士被囚的事。现在这些教士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可能面临非常严厉的审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晁俊秀神父给昂塞莫神父的信（5）
没有比这样的境地更悲惨的了。朋友们在黄埔告诉我们时，他们就大声抱怨，完全有可能把我们送回到来的地方。费若瑟神父不畏人言。但为了应付危急的情势，他要我们留在船上，建议我们不要被负责来送食品的中国人看到。尽管我们小心翼翼，但在8月15日上午10时左右，我还是被人撞见两次。一位中国老者深入我隐蔽的大房间，看到了我，他用葡萄牙语对我们船上的一名官员说：“这里有个神父。”一个时辰后，另一个中国人看到我就对我呵斥道“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