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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内平安。
您始终对我的精神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非常必要的。我已给您写过一封长信，这是我情不自禁而为之的。有点感到害怕？不！我离你们6000多法里之遥，此外在这块土地上我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值得期望的。这完全出于对您的热爱，对您的尊敬，出于想使您感到愉悦的渴望。
我亲爱的朋友，我在中国，我终于到了中国，为此我千万次地感谢上帝。上帝只要看上我这位可怜的雇工一眼，将我在第十一个时辰派往他的葡萄园典故出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0章。——中译注，我就不存有其他奢望了。上帝慈悲为怀，为我做了这一切。只要我向他祈求感恩，他就使我心满意足。
我们于1767年8月13日到达距离广州3法里远的黄埔（Vampou）；如此我们在路上度过五个月零两天。这是一次非常幸运的远航。我们出发的时候并不好，但上帝似乎有意要补偿我们。在众多的病号中，我身体一直很健康。这可能并非由于我时时遭遇到一些小的苦难，因为这些小苦难随处可见，而是由于这些苦难是上帝降临的，在这种场合它们就显得特别温柔。没有熟人，没有朋友，没有职务，没有任何必要的消遣，一眼望去，只有天和水，在船上如此的孤寂中，多少次让我想起了您！我非常愉快地回忆起我们每次相见，您的虔诚、您的热忱、您的善良和其他的好品质让我感到非常称心如意，使我对您着迷。每想到这一切都会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宽慰。
我们3月15日从洛利昂港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南边的港口城市。——中译注出发。出发的时候，我几乎确信，我们还会被迫返回港口。最初的风将我们送得太慢，但突然发起威来。风刮得非常猛，好在时间并不长。两三天后，风向变了，我们终于绕过了著名的海角：大家通常称为“菲尼斯特雷角”，因为以前人们认为它是世界的尽头菲尼斯特雷角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北角，现属西班牙，法语Finis terre；意为“陆地尽头”。——中译注。在离港几天后，我们才航行至葡萄牙的纬度，我让您自己判断一下，我们内心有多么悲伤。4月1日至2日的晚间，我们接近马代拉岛（Madere），这是隶属于葡萄牙的一座小岛。我们在那边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岛民喜欢我们，但在1760年，他们差一点犯了个大错误，抑或应该称之为大罪。事关他们起来反抗，将我们扣留。耶稣会士对此十分惊慌，即按基督教原则行事。他们最终非常幸运，劝说当地人让他们离开了。
不久，我们到达萨雷（Sale）摩洛哥港口，现为摩洛哥海港城市拉巴特的近郊。——中译注的纬度。风将我们送向那里，因为萨雷人对欧洲人全然没有好感：自从法国在那里的事业以悲惨的命运结束以后，那里的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胆。据说，英国人为了给我们的商业制造麻烦，在暗中支持他们。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利益是当今几乎所有民族最大的驱动，就和几乎所有的个人一样。荣誉和体面已不大有约束力了。据说，萨雷人有一艘装备了三十门大炮的三桅战船，另一艘战船也装备了二十四门大炮。这差不多超过了“伯蒙号”（le Beaumont）这艘船的战力，我们乘坐的这艘“伯蒙号”本可以装备六十四门大炮，却只装备了二十二门，而且保养得也不好。此外，我们总共只有一百八十多名船员，而萨雷人一条船上就有五百多人。通常，他们等待风平浪静的时候到来，然后奋力划桨，全速向敌船靠拢，此时您就可以领略到他们的情绪可以高涨到何种程度了。然而风向转了，我们远离了这片海域。我向您保证，这不免让我们非常遗憾，因为我们已经如此接近那片海区。
此后不久，我看到了一艘战船。此时我们离萨雷人并不远，他们还可以追上我们。事情是这样的：两天来，有一艘船一直和我们并排行驶，走的好像是同一条路线，它突然向我们驶来，摆出一副交战的姿态。我们刚吃完饭发现了它。我看到它时，它已经非常近了。在人们为发射炮弹做准备的时候，有人将步枪、手枪、斧子和刀拿上船楼，将所有的船员武装起来，每人都守住自己的位置。但我们认定为敌人的那艘船却又远去了，我们船上的官员认为这是一条英国船，它只是和我们逗着玩而已。
4月12日，太阳垂直地挂在我们的头顶，从那时起，我们将太阳定位在北方，直到我们再次越过赤道时，太阳第二次垂直于我们的头顶。那以后太阳又像往常一样从南方出现。有上帝的神助，在我的余生，就和你一样，还会看到太阳在南边出现。5月3日下午3时，有人高喊：“陆地！”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美洲的一个岛屿，名叫“特立尼达”（Trinite），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Riogenero）出发，船行三四天就能到达那里。5月8日，我们越过南回归线。这一天我们遇到很好玩的一幕。约在晚上10时，我们的船如箭一般向前飞驶，撞上了一条巨鲸。那动物明显觉得自己遇到了必须与之一战的敌人，它围着船长时间地张牙舞爪。据估计，这条鲸有“伯蒙号”一半长，约合145法尺，从比例上看，略显得肥胖。当它从背部的两个窟窿中迎面向我们射来咸水柱时，我反复吟诵着三孩童在巴比伦火窑中所唱赞美歌的美妙诗词：“祝福”、“海上怪物”等等（《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3章第79节）。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晁俊秀神父给昂塞莫神父的信（2）
5月24日晨9时，我往中甲板做祷告。也不知什么原因，心中忽然闪出一个想法，觉得最好还是到走廊中去做比较好。当我刚走进走廊，只听见一声巨响。原来是一根32法尺长的巨大横梁从主桅上掉下来，砸在中甲板上，打碎了甲板。当时我已知道使我不留在那个地方的念头来自何处，我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这就是上帝留下的印记。这里还有更显圣迹的一例。洋流将我们带到了新荷兰当时爪哇岛一带荷兰殖民地的总称。——中译注。但我们的官员，至少是那些指挥者却不相信这一事实。我们的船有可能触礁，在无助的情况下沉没，但他们却相信离开陆地还有150法里远。我感到了危险，但我不怕它。我不知道上帝如何帮助我们脱离危险，但我确信上帝不会让我们失去机会。
人们不能容忍船上乘客对船的操纵说三道四，这样做一定要有分寸。尽管如此，我认为时不我待，必须跟船长放手让他干的舵手说说。这位舵手是一位非常正直的人，但他又是一名老水手，他在海上航行了八倍到中国的距离，即8万法里。尽管在其他场合他会尊重我的意见，这次他却只相信自己的经验。然而海上已经布满了水草，这些草只能是从岸上飘来的。6月29日，一只陆地上的鸟飞来停在我们的船上，仿佛对我们说陆地已不远，要提高警惕。尽管如此，船上的人还是不愿睁开眼睛看一下事实。最后，我在海草的草丛中钓鱼玩，看到一条红鱼，我说了此事。须臾之间，消息在船上传播开来。二副来询问此事是否属实，我向他确认了。人们一放下水砣，就探到了海底。再晚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完蛋了。于是需要马上调整航向，迅速改变航路。但有件令人担心的事，这就是在这片海域通常无风。这有两点令人忧虑的：1。如果我们不加防备，洋流会不知不觉将我们推向岸边；2。它会消磨船员的意志，使他们得病。
通往中国的航程是人们不经休息一口气能到达的最远距离。我们的船上已经出现了坏血病，五十个船员失去了战斗力，他们的牙龈一块块掉下来，两腿浮肿，失去了血色。另外五十个症状略轻一些的水手活得也不自在。到达陆地的希望支撑着他们，但一个月的阻隔已使一大半的希望丧失了，而我们大概考虑放弃今年的航行，因为没有足够的水手应付穿越海峡的任务，它需要一个强大和健全的船员组。晴天包治百病。我们在6月30日免遭灭顶之灾，7月10日，就看到了亚洲的第一片陆地。我的计划是，这一天惟有看到那片上帝应许和向往多时的土地后才做弥撒。约在8时半，有人就催促我不要与往常有什么不同。然而，我还没有进入圣祭之中，就听见有人喊：“陆地！”正对的正是爪哇岛（Java）。我向上帝行了感恩礼后，登上了船楼，我眺望着那些岛屿，那些覆盖着森林的大山，那些似乎还是荒芜的巨大土地。我心满意足，在众人面前跪了下来，并不在乎我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开始祈祷，但并不太清楚我在念什么。如此感人的场景只能让感情自然流露。然而，当我一想起来这片土地几个世纪一直处在偶像教的统治之下，我看到这片心仪已久的土地后的兴奋把我心中的隐痛冲淡了。
1617月12日，在与爪哇岛并排行驶了两天两夜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亚洲之门”。它约有2法里宽。一边是一块与爪哇大岛脱开的礁石，在其上人们很远就能看到一棵树，它弯曲成修士尖顶风帽的样子，这块礁石由此得名“修士岩”。亚洲之门的另一边，在苏门答腊岛（Sumatra）的边缘，我们可见“木匠礁”。这是一群礁石，当船通过时，如果不幸遇到无风，潮流就把船推向礁石，被这些礁石撞得粉碎。波涛拍打着礁石，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涌起30多法尺高的浪潮，然后碎化后掉下来化作像奶一样的白色泡沫。在经过此地时，我的祈祷词来自先知的名言：请启开你们的主要门户（拉丁文Attollite portas principes vestras）。晚上，我们停泊在叫做“坎塔也”（Cantaye）的小岛附近，这一小岛处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巽他海峡的入口处。我骑在两位强壮水手的肩膀上第一个下到陆地上，我马上独自一人进到一片树林里。与小岛相隔如摩泽尔河（Moselle）一样宽海水的是大岛，在那里有大量的老虎、狮子、犀牛等凶猛动物，人们在那边行走须带武器。尽管我们不能进入那长枪射程以外的大岛，但我们还是时时觉得惊奇。
在爪哇和苏门答腊人中，马来人是受到圣方济各·沙勿略（saint Francois Xavier）热情垂顾的最早和亲密的对象。此民族分布在整个东印度，就像犹太人分散在欧洲各地一样。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地理学家们把他们看做单独的国家。在我们到达之时，我们鸣炮以示通报。我等待那些可怜岛民的到来，我对此已预先沾沾自喜。我为他们准备了礼物。一切都安排好了，但他们没有来。荷兰人通过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的旧称。——中译注威令全国，禁止他们向过往船只提供新鲜食品，违者处死。我们猜测，这条禁令的动机是荷兰人害怕有人卖武器给马来人。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晁俊秀神父给昂塞莫神父的信（3）
补充了淡水和木柴之后，我们于17日起锚，19日我们投锚停泊于隶属万丹（Bantam）国王的塞利尼（Serigny）。是日晚，我们看到有艘马来船向我们驶来，这是一位荷兰士兵奉巴达维亚之命来索取我们的船名和船长的姓名。趁我们的官员与登上我船的荷兰士兵说话之际，我下到亲爱的东印度人的船里。我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