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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获悉，通报给团部。面对突发事变，黄公略当机立断，于21日以哗变的形式，带领全营士兵杀死刘济仁的侄儿和另一名反动连长，收缴东乡地方挨户团的武装，开往平江县城。
21日，刘济仁气急败坏地打电报给彭德怀，威胁道：“黄公略是共产党，他以借闹饷为名，率队向南山逃跑了。他是你推荐的，他的叛逃你有责任，我要到师长那里告你！”彭德怀一听，知道黄公略已经提前起义，并取得了成功。22日，第一团三千余人在彭德怀的率领下宣布起义。
23日下午，三路起义部队会聚平江县城。中饭过后，贺国中带领随营学校先行进城。下午四点多钟，黄公略率领三营一千余人来到距县城五里外的烟舟田小镇。为了防止大队人马入城造成误会，黄公略命部队在小镇休息，自己策马入城，向彭德怀、滕代远汇报。三人说得正兴奋时，李光闯进指挥部。
“你怎么回来了？”黄公略吃惊地问。
“部队跑了！”李光跑得满头大汗：“你走之后，九连长贺仲斌煽动大家，说受了你的骗，说你是共匪，他们带着部队向南开了。我是偷跑回来报信的。”
“哎呀，那还等什么，快追呀！可以喊回来的！”
黄公略拔脚往外冲，被彭德怀挡住：“你去三营还不到一个月，能把部队拉出来就不容易了，现在去追，未必追得上，也许还会有生命危险。三营得而复失给一团提了醒，对于起义部队要加强改造。”
当晚，在一团团党委会上，黄公略作了沉痛的发言：“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武装起义要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在部队尚不够巩固的情况下，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切不可轻易脱离部队。”
他的这句话很快又得到验证。8月24日，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彭德怀、滕代远分任军长和党代表，黄公略任四团党代表。月底，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红五军向井冈山进发，行至江西万载时，由于一个副连长投敌告密，部队遭到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袭击，损失惨重，全军只剩下一千余人。彭德怀称这段时间为红五军最困难的时期。黄公略提出两条建议：对混进起义队伍的军官进行审查和清洗；吸取在战斗中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并安排他们担任基层干部。彭德怀也痛感军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建立政治部、加强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和从上到下建立健全党代表制。五军军委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对部队进行整编，取消团、营番号，建立五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连。9月，红五军军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会议，决定将五军与各县游击队混编为五个纵队，任命黄公略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提出到井冈山向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取经的建议。会后，红五军分兵两路，彭德怀、滕代远率军部直属队和四、五纵队向南冲破敌人包围，前往井冈山寻找红四军，留下来的一、二、三纵队由黄公略统一指挥，担负起保卫和发展湘鄂赣根据地的任务。
从1928年9月到1929年8月，在主力外出的一年时间内，黄公略成为湘鄂赣根据地最高军事首长。他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一改过去以集中为主的方式，采取化整为零、集零为整两种战略。当边区遭受敌军优势兵力集中进攻时，则将三个纵队共十一个中队的部队分散到广大乡村，一方面进行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帮助群众开展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运动；当敌人由攻转守或军阀发生混战时，则将部队集中起来，利用有利时机，大举向外扩张。在实践中，他创造和总结了绕南进北、昼伏夜出、彼合我散、彼集我合、彼驻我扰、彼追我圈等游击战术，还将这些心得写为一本《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在军中广为印发。据考证，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和阐述游击战术的军事著作。
在黄公略的领导下，尽管留守根据地的总兵力锐减二分之一，但部队仍然取得了粉碎湖南、江西、湖北三省敌军“会剿”和七县反动武装联防的胜利，湘鄂赣根据地不仅渡过了危机，而且呈现出全面复兴的兴旺之势，留守部队扩编为湘鄂赣边境游击支队，人枪扩大一倍以上，增至二千余人。
中央巡视员潘心源在视察湘鄂赣边区后给中央报告中写道：
彭、黄兵变虽遭到了很大损失，但对于平浏的工农群众斗争，确有大的发展。浏阳自黄公略带两百枪来了以后，东乡造成全乡的赤色恐怖，南北乡受到很大影响，东乡并建立了两个区苏维埃。平浏游击队增加四倍以上的枪支，斗争的发展普遍到全县，建立了十几个区苏维埃组织。斗争的发展已波及到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各县。
根据地万象更新的面貌和群众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令重返湘鄂赣的红五军主力十分惊奇。彭德怀几十年后，还情绪激动地回忆道：
红军经过之处，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浏、平、万、铜、修根据地遭敌严重摧残，多数地区被白军烧得片瓦无存，人民对于红军尤爱之如亲人，残存的半升米和薯干，自己不吃，留给红军吃。
1929年8月，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二千余人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四、五纵队一千余人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会合。当晚，召开联席会议。彭德怀夸奖一年多来边区工作的进步，盛赞黄公略领导好。会后，两支部队合编，取消湘鄂赣边境游击支队建制，由彭德怀、黄公略任正副军长。此后，人们习惯地称红五军为“彭、黄”。
日益显赫的名声给黄公略和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的负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四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黄公略的首级，并不断提高赏格。黄公略每打一次胜仗，他的赏格就升一级。当“朱、毛、彭、黄”齐名时，黄公略首级的价格被提升到十万元。迷信风水的何键还两次派兵到湘乡挖黄公略的祖坟，将他的祖父、父亲的尸骸带到长沙，丢进湘江。
倾交如故，白发如新。英姿潇洒而又才华横溢的黄公略很快得到朱毛的赏识，视为“军中三骁将”。黄公略被国民党并称为“朱、毛、彭、黄”四大军事首脑之一。在富田事变中，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化解了党内危机，其后又在历次反“围剿”斗争中屡立奇功。他是毛泽东诗词中出现最多的将领。
黄公略与毛泽东首次见面是在1930年春。
这年年初，活动于赣西南地区的红二团和红四团扩编为红六军。中共中央指示两支老大哥部队——红四军和红五军派人帮助加强领导力量。赣西特委书记朱昌偕风尘仆仆，远行千里，来到湘鄂赣边区，找到红五军，要求支援一批军事干部。
“你们想要谁？可以点将。”彭德怀夸下海口。
“算了吧，你先要我点将，然后又说走不脱。”朱昌偕故意使出激将法。
“你什么时候见我老彭说话不算数了？”彭德怀果然急了，催促道：“点吧，点吧！”
“我要一个当军长的将才，想请黄公略屈就。”朱昌偕亮出底牌。
彭德怀倒抽一口冷气，话已经说出口，也不好反悔。红五军答应赣西南特委的请求，派黄公略带领李聚奎、王如痴、陈振亚等军事干部和训练大队前往赣西南中心区——东固。
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也派出陈毅、宋裕和前去协助黄公略开展工作。
第一部分 飞天骄将黄公略第5节 克服危机
黄公略到达东固后，立即展开整训部队的工作。红六军成立之初，干部十分缺乏，成分也很复杂，全军虽然辖三个纵队共三千余人，但指战员中，眼光狭隘的农民意识、守土恋乡的地方观念、冲州撞府的游击习气非常浓厚，部队战斗力比较薄弱。他从思想建军和军事整训两个方面入手，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支地方武装提升为正规红军，并在战斗中完成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当时担任红六军第二纵队纵队长的罗炳辉把“黄公略”列为他最佩服的两个红军将领之一。
1930年2月初，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由闽西来到赣西南。6日至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决定通过开展分田运动掀起土地革命的狂澜，以此巩固和扩大苏区。为实行统一领导，会议决定组成红四、五、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总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三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独特见解令黄公略心仪不已。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他解释说，所谓“傍着发展”，就是红军部队依靠原来根据地波浪式向外发展。黄公略从历次斗争中虽然认识到红军与根据地的密切关系，在实践中也做到了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步向外扩张，但从来没有提升到工作路线和战略策略的高度去考虑，经毛泽东一点拨，思想豁然开朗。会议结束后，朱、毛率红四军再度进入闽西，黄公略则按照总前委“以三个月为期分路进行游击战争”的决定，以东固山为依托，傍着原来根据地，不断开辟新的红色区域，有力拱卫了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仅仅三个月，黄公略就以其一流的业绩引起毛泽东的青睐。他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的词中写道：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如此热情洋溢地、不加保留地称颂红军将领并不多见，得到这样殊遇的只有黄公略和敢于横刀立马的彭德怀。
1930年6月，中央军委统一各战略区域的红军编制，红六军改编为红三军，与红四军、红十二军一起组成红一军团。当时担任这三个军军长的分别是林彪、黄公略和伍中豪。这三个人都有就读黄埔军校的经历，都非常年轻，都是才华横溢，党内称他们为朱毛麾下的“军中三骁将”。
在后来的中央苏区，“朱、毛、彭、黄”四位军事首长虽然齐名并称，但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毛泽东。他们这种介乎于平行与主从之间的关系曾经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突破口，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富田事变将他们卷入旋流之中，推到分崩离合的十字路口。
富田事变缘起于“肃反”扩大化。1930年上半年，总前委为巩固后方，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以反对AB团（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右派成立的一个反对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4月已经解体。）为重点的内部肃反。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前夕，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命来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根据逼供信提供的线索，相继逮捕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段良弼、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牵连的范围越来越大。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见自己可能会被错定为AB团遭到逮捕，冲动地采取贸然行动，于12日带领部队包围富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全部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