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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统第一个跑了，则会大大降低南朝鲜的军心士气，那前线的崩溃就会更快了。
面对惊恐不安的李承晚，穆乔说：“贵国军队在开战后表现十分英勇，打得相当不错。据我所知，现在还没有哪支部队放弃抵抗。”
面对穆乔的夸大其词，心中有数的李承晚正盘算着逃跑的借口。突然灵机一动说：“我不是关心个人的安危，我在汉城，共军进城，等于束手就擒。如果我被俘，那么我毕生奋斗谋求朝鲜独立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
穆乔心中大骂“这只老狐狸”，但嘴上却告诫说：“如果你立刻离开汉城，消息一传开，就不会有一个南朝鲜士兵继续抵抗了。整个南朝鲜陆军将不战而垮。”
“难道我一走就都会知道吗？可以封锁消息嘛。”李承晚说。
被这种厚颜无耻的回答惊呆了的穆乔说：“好吧，总统先生，你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待在这里不走。”
似乎被穆乔坚定的态度打动，李承晚勉强提起精神，答应他暂时不逃出汉城。
其后发生的事情让美国大使开了眼界：27日凌晨，李承晚的随从搞到两趟专列。李承晚和他的随从以及眷属们悄悄地乘车向南溜之大吉，完全没和穆乔打一声招呼。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的穆乔则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南朝鲜总统的光辉业绩：“接下来几个月我都没有忘记李承晚为我做的好事，那就是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第一部分：冷战泛浊浪 东亚无宁日三八线之战（3）
让李承晚略感到不那么脸红的是，他还不是唯一逃跑的军政要员。第一个开溜的是他的参谋长蔡秉德将军，他于27日，在未给美军顾问团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就把陆军司令部迁到了始兴里（汉城以南９公里）的步兵学校里。在美国顾问团的劝说下，才很不情愿地重新回到汉城，但这对战局已经于事无补了。
汉城的门户——议政府被人民军攻占后，大批南朝鲜军潮水般地涌向汉城，在汉城的伦敦《每日快报》记者西德尼·史密斯传神地描绘了这一情景：
“我看见一些卡车上的高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们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手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作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一些南朝鲜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挣脱缰绳或者扬蹄跺脚；韩国士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
正当南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军政要员慌忙逃窜，丑态百出之际，他们的靠山——美国并没有如想像中的那样抛弃了他们，而正在为军事干涉朝鲜策划一系列阴谋，首要的就是要取得出兵的“合法性”。
为了取得干涉朝鲜的合法性，美国决心利用联合国这个幌子，扯虎皮作大旗，在联合国通过出兵朝鲜的决议，将一次不得人心的武装侵略粉饰成维护“国际和平”的“警察”行为。杜鲁门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中就已经批准了艾奇逊把朝鲜问题提交安理会，这下美国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开始忙碌起来了，他和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欧内斯特·格罗斯（常任代表奥斯汀参议员正在度周末，无法联系）商议之后，便决定撇开一切循规蹈矩的途径，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家里挂电话，向他通报朝鲜事件，并申明了美国的建议。
《联合国宪章》第27条规定，联合国做出的任何决议至少需要有7个理事国的同意票，其中必须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也就是说，5个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的决议有一票否决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支持国民党集团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故中华人民共和国缺席。苏联为抗议美国这一行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从1950年1月起拒绝出席安理会会议，故也缺席。希克森和格罗斯估计苏联代表雅克夫·马立克来不及返回安理会，因为他向国内请示到批准需要时间，认为这正是美国钻空子的大好时机，如果马立克返回安理会，势必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否决权阻止安理会采取任何行动。
事不宜迟。凌晨2时30分，希克森用电话向格罗斯口述了提交安理会的议案，并告诉他将由国务院的律师坐飞机携往纽约，送达安理会总部。与此同时，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均收到内容相似的电报，通知他们美国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督促他们迅速请求本国政府表态。
美国当地时间6月25日下午2时，安理会的紧急会议开始了，苏联代表雅克夫·马立克的位子果然是空的，格罗斯喜上眉梢，松了一口气。主持会议的是一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秘书长、挪威人特里格夫·赖伊。
美国的提案企图把侵略的帽子戴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头上，但法国、埃及、挪威、印度等国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会议吵吵嚷嚷四个小时，最后以九比零票、一票弃权通过的决议中，把“武装侵略”改为“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断定‘北朝鲜’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请求“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尽快地提出关于局势的建议，号召“各会员国对联合国执行本决议给予一切帮助”。
对于艾奇逊来说，尽管这个决议不太合他的胃口，但还是为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造出了舆论。他开始同杜鲁门琢磨着下一步如何让联合国为其行动开一张“合法”的依据。但是，他不知道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差一点使苏联代表马立克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事情是这样的：6月27日，苏联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了一次私人午餐会，应邀出席的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与马立克之间，在喝过咖啡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赶回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他问：“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闻听此言，脸色霎时变白了，他知道马立克如果到会，毫无疑问会投否决票，这样美国精心策划的阴谋就会毁于一旦。他故意咳嗽了两下，赖伊没有理会，当他想用脚在桌子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的时候。而马立克却莫名其妙地摇摇头说：“不，我不去。”格罗斯长嘘了一口气，惊魂未定，便拉着赖伊离开了饭店。在路上，他颇为气愤地对赖伊说：“如果他接受了您的邀请，后果会怎样呢？”赖伊此时才恍然大悟。
6月27日下午3时许，安理会再次开会，否决了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调解朝鲜交战双方和解的提案，根据美国提案，以7票对1票（南斯拉夫投反对票，埃及和印度弃权）又通过一项决议，决议中说：“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供给为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须的援助”。
杜鲁门决计借朝鲜战争大做文章，越来越胆大妄为。6月30日，他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侵朝战争。接着，他又于7月7日下达了全国征兵令，决定扩充美国的战斗部队63万人，使美国的陆海空三军总额达到200多万人，准备以更大的力量进行侵朝战争。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一个非法决议：授权美国指挥下的统一司令部使用参加干涉朝鲜的各国部队，由美国指派指挥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并授权该司令部使用联合国的旗帜。杜鲁门见这个决议通过更加大喜过望，遂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电，任命他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随后，杜鲁门举行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紧追不舍地问他美国出兵朝鲜的性质：“总统先生，据您的解释，这是联合国采取的一次警察行动，对吗？”
杜鲁门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无边眼镜说：“是的，完全是这样的。”这样，美国不得人心的行动落了个“警察行动”的诨名。
从6月25日到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问题连续通过的三个决议都是非法的。说它非法依据有二：一是在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合法代表和苏联代表空缺的情况下通过决议，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第27条规定；二是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这样的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伙伴侵略朝鲜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因此也在联合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组织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第一部分：冷战泛浊浪 东亚无宁日朝鲜人民军挥师南下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好几天了，尽管雪花般飘向华盛顿的电报内容一封比一封令人沮丧，但杜鲁门本人却显得得意洋洋，他还沉浸在联合国决议通过的欣喜之中。
布莱尔大厦的一切策划，在联合国安理会，在国会，畅通无阻。杜鲁门的愿望实现了，他巧妙地避开了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他巧妙利用“联合国朝鲜委员会”6月份是蒋介石代表担任主席的“良机”；他巧妙地事先不征求盟国的意见，而以安理会的所谓决议事后强加给他的盟国；他还巧妙地避开了国会的纠缠，把布莱尔大厦造成的既成事实，通过新闻媒介摆在了美国人民的面前。
“这可是一连串绝妙的大手笔！”杜鲁门在白宫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坐在舒适的沙发椅上，一面看着乔治·华盛顿肖像下地球仪上的朝鲜，一面洋洋自得地想。
“我看重的人没错，迪安是好样的！”想到这里，他觉得应该亲笔给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写一封慰勉信。于是杜鲁门摊开信纸，写道：
致迪安·艾奇逊：
关于6月24日与25日的事件，你星期六夜晚立即召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倡议，以及给我的通知，系按理而来的一切的关键，假如在那方面你没有迅速的行动，我们就只好孤零零地前往朝鲜。星期天晚上，布莱尔大厦的会议，是你星期六夜晚行动的结果。以后的成果表明，你是一个伟大的国务卿和外交家。
你对此后局势的处理，可谓绝妙。
书此奉赠，以资表彰。
对自己的政治搭档，杜鲁门从来就是不吝惜溢美之词的。
但是，这个“绝妙”还是说早了。这个“绝妙”掩盖不住杜鲁门发动侵朝战争的铁的事实，他和艾奇逊迟早会为自己的“绝妙”付出代价。
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的杜鲁门当时未必料到，他这些“绝妙”举动中最为“绝妙”也是后来被证明是最为愚蠢透顶的，就是他6月27日的声明。
白宫新闻发布厅，杜鲁门微笑着对新闻记者说：“……我已命令美国的海空部队给予韩国政府部队以掩护及支持。”
“因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所有攻击。第7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这项令人震惊的声明是如此的出尔反尔，以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