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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
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
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
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
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
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
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
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
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
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
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
（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
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
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
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
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
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
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
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
“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
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
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
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
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
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
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
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
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
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
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
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
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
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
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
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
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
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
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
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
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
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
——伦敦蒙难罗生门
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
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
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
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
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
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
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国父时，内心严肃而庄重，生怕无法将一代伟人的凛然正气
表现出来，而老牌演员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将康与国父间的师生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看看国民党最近在宣传上“新猷”些什么，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费了一
点时间，一边做工，一边断断续续看了这出电视剧。一看之下会失望，早在意中；但是边看
边骂，却也稍嫌意外，边看边骂了国民党这种lousy宣传以后，我真忍不住要再写上一笔。
孙中山如是说
国民党笔下的伦敦蒙难事件，其实真相是很“罗生门”的。
换句话说，真相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并且有的说法还是矛盾的。
对立的，包括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在内。我们先看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伦敦被难记》
（《伦敦被难记》原文系英文，名为“Kidnapped in london”，由甘作霖中译，中华民国
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后各处所翻印均本此）中说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宿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青
旅馆〔注一〕。翌日即至波德兰（Portland 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
四十六号康德黎〔注二〕君之寓所相访。康君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
兰旅店（Gray's inn），使徙止焉〔注三〕。予自是即暂居，每日独处无聊，辄往伦敦博物
院游览，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
。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子无日不适访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
藏书，读而消遣。一日，予饭于其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盖过访之，因相
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母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解送回国耳
。”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后日竟成实事也。一夕，孟生医学博士
（Dr。Manson）〔注四〕邀余往餐，孟生君亦子香港旧识，曾授予医学者。君亦笑谓予曰：
“慎勿行中国使馆，致堕陷阱。”予以是于中国使馆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远，历经良友之
告诫，非全无措意者。
然予至伦敦，为日犹浅，途径未熟，彼良友之告诫，于予初无所济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适值星期，予于上午十点半钟时，自葛兰旅店（葛兰旅店在伦敦霍尔
庞Holborn之葛兰旅店街。霍尔庞区名）赴覃文省街，意欲随康德黎君等赴礼拜堂祈祷。正
踯躅间，一华人悄然自后至，操英语问予曰：“君为日本人欤？抑中国人欤？”予答曰：”
予中国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广东。”其人仍操英语曰：“然则我与君为
同乡，我亦来自广州者也。”夫中国盛行不规则之英语，名曰pigeon英语，意即商业英语
也。
华人虽同隶一国，而言语多相扑格。譬如汕头之与广州，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视伦敦
之与利物浦犹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语，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业英语相通款。彼汕
头人与广州人之商于香港者，多以英语相晋接，此足以见我国言语之歧杂矣。
予途遇之华人，既知予为粤产，始以粤语相谈，且行且语，步履颇舒缓。俄而又一华人
来，与予辈交谈，于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并而行矣。二人且坚请子过其所居，谓当烹茶
进点，略叙乡谊，予婉却之，遂相与位立于道旁阶砌。未儿，又有一华人至，其最先与予相
遇者，即迤逦去。于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强予过从，其情意诚挚非
常，予是时已于阶砌傍屋之侧。
正赶超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砉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态度又似谐谁、又似
周旋。一纷扰间，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为谁之所居，故中心无所
疑惧。初予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