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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干摆灌浆”，不涂红、不上灰，墙顶覆以黄琉璃瓦，墙体随山势起伏，拥殿亭、宝顶于怀抱之中，显得格外严谨、肃穆。慕陵的特点是古代陵墓建筑中少见的。
西陵的后陵、妃园寝都在帝陵附近与东陵相同，后陵的主要建筑也有石拱桥、朝房、班房、灯炉、神厨库、隆恩殿、祭台、方城、明楼、宝顶、地宫等。妃园寝大多数没有明楼、宝顶，坟丘状如圆柱形的砖垛子，封建等级差别十分明显。
清陵在规制上基本沿袭明朝，陵园整体布局更加成熟，在建筑格局上，突出以皇帝为中心，每座帝陵都由帝陵、后陵、妃陵构成。生前陪王伴驾的皇后、贵妃，死后建陵仍要以帝陵为中心，一般都位于帝陵之侧，且以帝陵命名，如顺治帝陵名孝陵，孝惠章皇后和端顺妃等7人，则葬在孝陵东侧附近，故名孝东陵。在建筑规制上也是突出帝陵，如帝陵的隆恩殿、明楼等殿堂及陵园围墙都覆盖黄色琉璃瓦，而妃陵则用绿色琉璃瓦。在建筑规模上，突出祖陵是又一个特点，东陵最早的帝陵是入关第一代皇帝顺治的孝陵，故东陵的中心是孝陵。史称“康乾盛世”的康熙、乾隆两帝虽处于清王朝国势强大的时代，但其帝陵规模未超越孝陵，并裁撤了石牌坊、更衣殿、龙凤门，石象生数量少，神道也是从孝陵神道分出的，体现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三）陵寝管理制度
从维护皇帝权威、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清政府为保护帝陵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设置了专职官吏，制定了各项制度。据《清史稿·职官》记载，直接参与帝陵管理的机构有内务府、工部、兵部。同时，又委派辅国公、镇国公代表皇室负责护陵。辅国公、镇国公都是宗室中爵位很高的大臣，有权直接向皇帝上疏陈述有关陵区的事宜。东陵、西陵又设内务府衙门、礼部衙门、工部衙门、兵部衙门，分工负责行政、司法、祭祀、施工等事项。
专职陵寝宫，在关外，设三陵总理事务大臣一人，由盛京将军兼充。永陵、福陵、昭陵各设掌关防官一人。东陵，设总管大臣一人，由泰宁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简充。西陵设总管大臣一人，也由泰宁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简充。各个帝陵分设内务府掌关防郎中或内务府总管一人。除这些主要职官之外，各衙门、各陵寝还有许多大小职官分司其事。《清史稿·职官》：“总管大臣掌督帅官兵巡防游徼，以翊卫陵寝。内务府官掌奉祭祀奠享之礼，司扫除开阖。礼部官掌判署文案，监视礼仪，岁供品物，以序祀事。工部官掌修葺缮治，凡祭祀供厥楮币。”日常细微事务有大量差役办理，每座帝陵从事勤杂的有牛羊吏2人、挤奶人2人、以及扫院人、磨面人、打果人、酱匠、酒匠、糖匠、校厨、粉匠、屠户、果户、陵树户、油匠等。《钦定大清会典》还记载了清廷许多保护帝陵的措施，规定：于陵寝围墙外，环周立红桩为界，禁止樵采耕种。距红桩40步设白桩，又于白桩10里外设青桩，上悬禁牌，令军民人等不得于青桩内取土取石，设窑烧炭，违者论罪。为了防止火灾，陵区还开辟了火道，如东陵昌瑞山后的火道约60多公里，并派兵防范，以免野火蔓延陵内。陵区树木与风水地脉有关，故严禁破坏滥伐，对直接破坏陵墓建筑者更严加惩处，道光年间有人偷窃裕陵琉璃门铜帽钉，政府以“实属胆大藐法”，立决斩首。
对于陵内建筑的维修、清整也有相应规定，如维修建筑不得“改饰”，同治年间给慕陵隆恩殿梁柱加漆，因“颜色过深”，“未能与旧相符”，皇帝责令“赔修，将厚漆刷去，另罩薄漆，以复旧规”，并派“验收大臣”监督执行。定时栽种仪树也是一项维护帝陵的重要措施，规定：陵寝栽树每间隔两丈树一株，对旧有枯树，则实行补栽，以3年或5年为限补足。特别隆恩门以后及两旁树株，因近宝城围墙，故年年要将树木“注册”，5年奏报一次“所记之数”。陵寝内多植松柏，每于春或冬栽种，此事“专派大员经理以昭慎重”，务使陵区“围墙内山树、仪树俱皆茂盛。”
以武装守卫陵寝是最重要的保护措施。由兵部衙门统辖八旗营房、绿营兵弁负责防卫陵寝，人数多至数千名，由将官、骑兵、步兵组成。凡陵寝地界以内，都有八旗兵、绿营兵“互相稽查”，附近各隘口、关口并添官兵“互相巡缉”，戒备森严。政府给守陵官兵分配“差地”，让其收取地租。同时，每年还要拨出大量金银俸禄和米粮，这是清廷财政上的一项重大支出。
清陵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陵墓群，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和明十三陵一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裕陵、慈禧定东陵、慈安陵、裕陵地宫、定东陵地宫都已对外开放，成为名闻中外的游览胜地。
燕赵大地上一座座帝王陵墓就是一处处内涵丰富的“地下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的沉积，无论地面上的宏伟建筑，还是地宫宝库，都凝结着中国人民无穷的智慧和血汗，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
第十章 宗教文化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种宗教在燕赵大地发生发展与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留下的遗迹，构成燕赵宗教文化的主体，在燕赵地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燕赵宗教文化内容丰富，颇具特色，成为中华宗教文化的杰出部分。
燕赵自古为民族融合之地，宗教文化中的民族特色颇为突出。蒙古族、回族在进入燕赵的同时，将本民族的宗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带到了燕赵。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的传入，使燕赵宗教文化变得丰富多采。
宗教异于政治，但宗教的发生与发展又与政治密不可分。十六国时期佛教在燕赵的迅速传播与发展，首先是石虎、石勒等最高统治者和士家大族们鼎力支持的结果。天师道自其产生之日，便被奉为北魏国教，成为北魏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新道教产生后，得到蒙古统治者的垂青。借重蒙古统治者的权势，新道教将燕赵道教发展推向顶峰。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燕赵地区，至清代，已有较广泛的传播。建于承德的外八庙等，便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明证。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燕赵的传播，无不与燕赵成为全国统治中心有密切关系。历代王朝多次定都燕赵大地，使燕赵的宗教文化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
各种宗教在燕赵大地发生与传播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寺庙、宫观、塔院、经幢、石刻、壁画、塑像等，作为宗教文化的物质载体，由于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历史久远，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燕赵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 道教
一、道教的起源与原始道教——太平道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它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巫术。战国时，燕齐出现神仙方士，邹衍创阴阳五行说，在北方影响很大。战国末年，燕齐出现神仙方术家，《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东汉顺帝时，“琅邪宫崇（一作嵩）诣阙，上其师干（一作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此书“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后汉书·襄楷传》）。原始道教的经典开始在燕赵出现。东汉末年，在吸收了神仙思想、五行思想、谶讳思想后，原始道教正式出现，燕赵成为原始道教的一个发祥地。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人张角（？—184年），尊奉《太平经》，在熹平年间创立太平道。《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创立后，张角派出八大弟子到四方去“以善道教化”，太平道发展很快，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资治通鉴》卷五八）。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张角便利用太平道组织农民起义。他利用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起义口号，于中平元年（184年）起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发生分化，一部分教徒仍以符水疗疾的方式在民间传播，被称为符水派；另一部分人主张炼丹修行，被称为金丹派，曹操统一北方，将郗俭等道士集中到邺，笼络收买，软硬兼施，强迫就范。燕赵地区原始道教传播转入秘密方式。
二、寇谦之与天师道
北魏时期，嵩山道士寇谦之对早期道教的思想内容和组织形式作了一系列改革，经过寇谦之改革的道教，称为“北天师道”。
寇谦之（365—448年），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属县）人。早年爱好仙道，修张鲁之术，信奉五斗米道。神瑞二年（415年），自称得太上老君神谕，授他“天师之位”，赐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命他宣扬《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倡导“礼度”，礼拜炼丹，并糅入儒家“佐国扶民”思想，使新道教与封建礼教结合起来。在冀州大族崔浩的帮助下，寇谦之引儒入道，儒道结合，创立新天师道。天师道还模仿佛教立坛宇，注重斋醮科仪，讲究修行，求积功德。新天师道帮助北魏拓跋氏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受到北魏太武帝的极大尊崇。太武帝在魏都平城特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又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魏书·释老志》）。寇谦之被尊为国师，北天师道成为北魏国教，在幽冀诸州迅速发展起来。
武定六年（548年），北齐高澄以道士伪滥，始罢邺城南郊道坛。天保六年（555年）八月，高洋在邺，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天师道遭到惨重打击，燕赵道教暂时衰落下去。
三、新道教三大派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一些知识分子利用当地民族矛盾的加剧和离乱纷争中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精神无所依托的情况，创立了全真、大道、太一等三个道教新宗派，把燕赵道教发展推向高峰。
（一）全真教
金代初年，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主张三教合一。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全真教创立后，发展很快。据《重修玉清万寿宫碑》记载，全真教“实倡金正隆、大定，自是以来，为其言者，雌从雄鸣，百千为曹……势如风火”。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