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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在西汉时为29卷，有《毛诗故训传》30卷。东汉时，因郑玄、贾逵、马融等大儒都致力于《毛诗》的研究，郑玄又兼收众家之说，撰《毛诗笺》，故《毛诗》逐渐被学者所推重，魏晋以后，《鲁诗》、《齐诗》《韩诗》或散亡、或无传者，《毛诗》遂一家独尊，为后世所宗尚。
二、崔浩统一“六经”的努力
崔浩（？—450年），字伯渊，祖籍清河东武城（治今山东武城西北）。他从小即随作官的父亲崔宏在冀州（治今河北冀州市）、高阳（治今河北高阳东）、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等地生活。北魏明元帝、太武帝时期，他参与军国大事，官至司徒。
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魏书·崔浩传》）。明元帝即位之初，他被任命为博士祭酒，常教授明元帝经书。明元帝敕令他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他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崔浩的“解”，主要是辅导明元帝学习的，自然比较浅显。其后，他又在“解”的基础上为诸经作注。
崔浩治学十分认真，自称“专心思书，忘寝与食，至乃梦共鬼争义”，“始知古人有虚有实，妄语者多，真正者少”（《魏书·崔浩传》）。他注《周易》，在《叙》中说：“国家西平河右，敦煌张湛、金城宗钦、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并有俊才，见称于西州。每与余论《易》，余以《左氏传》卦解之，遂相劝为注。故因退朝之余暇，而为之解焉。”（《魏书·张湛传》）由此可见，崔浩注经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太武帝末年，崔浩已注完《诗经》、《论语》、《尚书》、《周易》。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著作令史闵湛、郄？寸上疏太武帝，说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注述“六经”，都有许多疏谬，不如崔浩精微。建议朝廷下令，收缴境内诸书，藏之秘府；颁行崔浩所注经书，“命天下习业”；再敕令崔浩注《礼记》、《左传》，“令后生得观正义”（《魏书·高允传》）。然而，崔浩不久即因《国史》案而被太武帝诛杀。统一经典注疏遂告终结，直到唐代《五经正义》问世后，经典注疏才有了统一的标准。
三、隋朝经学家刘焯和刘炫
刘焯（544—610年），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州市）人。刘炫（546—613年），字光伯。河间景城（今河北献县东北）人。两人少年结盟为友，一道学习。曾向信都刘轨思学《诗经》，向广平郭茂学《左传》，向阜城熊安生学《礼记》，但均未曾卒业便离师而去。武强刘智海家中富有藏书，二人结伴前往，“闭户读书，十年不出”（《北史·刘炫传》）。隋文帝开皇初年，二人奉敕与著作郎王邵同修国史，参预律历修订，并值门下省以备顾问。开皇六年（586年），二人又一同考定《洛阳石经》。因刘炫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百余卷，二人同被除名返乡，以教授著述为业。其后，隋文帝诏令二人奉事蜀王杨秀，但二人迁延不往，被枷送蜀地，配隶军籍。不久，被蜀王宽恕，改为典校书史。蜀王被废后，二人又返回朝廷，修订礼、律。隋炀帝即位后，二人同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因官品卑微，二人又辞官返乡。数年后，刘焯被征召到朝廷，以备顾问，但一直到死也郁郁不得志。刘炫则在隋末动乱中，因冻馁而死。
刘焯治经不迷信汉儒，认为“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隋书·刘焯传》），而且精通天文。著有《稽极》10卷、《皇极历》10卷，以及《五经述议》（已佚）。
刘炫学识渊博，自称除《周易》、《仪礼》、《穀梁传》用功少差外，《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传》、《左传》、《孝经》、《论语》以及孔、郑、王、何、服、杜等十三家注“并堪讲授”（《隋书·刘炫传》）。著有《论语述议》10卷、《春秋攻昧》10卷、《五经正名》12卷、《尚书述议》20卷、《毛诗述议》40卷、《注诗序》1卷、《算术》1卷。
“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北史·刘炫传》）尽管二人恃才傲物，命乖时蹇，学术繁杂多伪，但时人认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隋书·刘炫传》），对他们予以很高的评价。
四、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孔颖达（574—648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熟读《三礼义宗》，成年后专攻服虔《春秋传》和郑玄《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周易》。曾从刘焯问学。隋炀帝大业初年，“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新唐书·孔颖达传》）。入唐后，历任文学馆学士、国子博士、给事中、国子司业、国子祭酒等职。
为了解决南北经学版本不一、注释分歧，以达到统一经学的目的，唐太宗诏令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编定“五经”，定名为《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共180卷，折衷“南学”和“北学”，《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安国传，《诗经》用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郑玄注，《右传》用杜预注。
孔颖达《五经正义》包贯异家，折衷南北，不免繁冗谬误。后经进一步修订，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正式颁行天下，用于科举取士，使经学在版本和经义上达到了形式上的统一，促进了儒学的普及。
五、疑经惑古的啖助
啖助（724—770年），字叔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关中。唐玄宗天宝末年，曾任临海尉、丹阳主簿。任满后归家著述，用10年时间撰成《春秋集传》一书。其后，又撰有《春秋统例》。
啖助长于《春秋》之学。通过对《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的考察比对，啖助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而“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新唐书·啖助传》）；《公羊传》和《穀梁传》虽有穿凿、繁碎之嫌，但在“大义”上却比《左传》细密。啖助这种研究方法别具一格。后经其学生赵匡、陆质的修订和发挥，遂开宋儒怀疑经传的风气。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这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经学通论·春秋》）。
第三节 史学
一、《战国策》中的《赵策》、《燕策》、《中山策》
《战国策》一书，是西汉末年刘向根据汉宫中所藏《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这六种战国杂史，按国别重新分类而编校成书的，共有33篇。其中，《赵策》有4篇、《燕策》有3篇、《中山策》有1篇。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其底本为战国时期各国的史策。其中史料，不仅为《史记》所大量采用，而且也被战国诸子之书所零星征引。因此，《赵策》、《燕策》、《中山策》不仅保存了战国时期燕赵地区的宝贵史料，而且也反映了当时赵国、燕国、中山国的史学成就。
二、十六国时期的燕赵史学
十六国时期，后赵初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后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冉魏也建都邺城；前燕建都龙城（今辽宁辽阳市），迁都于蓟（今北京西南），再迁都于邺城；后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州市）。此外，北燕虽定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市），但其辖境却包括今辽宁西南部和河北东北部；南燕虽定都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北），但却系后燕余绪；前秦统一北方时，燕赵地区也一度被前秦统治。
以上政权，除冉魏外，均为羯、鲜卑、氐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魏晋以来，他们长期在边地与汉族杂处，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族文明，所以当他们进入燕赵地区后，对编纂自己政权的历史具有较高的热情。
后赵在襄国设置史学祭酒，以任播、崔濬领任，并命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人撰写《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王兰、陈宴、程明、徐机等人又相继编纂赵国历史。中大夫傅彪等人撰有《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等人撰有《大单于志》。
前燕时，曾仕后赵的王度撰写有《二石伪治时事》、《二石传》各2卷。前燕太傅长史田融撰有《赵书》10卷；杜辅还撰有《燕记》一书，专记前燕历史。范亨则撰有《燕书》21卷，专记慕容？时期的历史。
后燕的董统撰有《后燕书》30卷，崔逞撰有《燕记》，封懿撰有《燕书》。南燕的张诠撰有《南燕录》5卷，王景晖撰有《南燕录》6卷，游览先生撰有《南燕书》7卷。其中，《后燕书》有本纪及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史通·古今正史》）。
另外，北魏时期的韩显宗又撰写叙述北燕历史的《燕志》10卷（《魏书·韩麒麟传附韩显宗传》），补充了十六国时期除冉魏政权外燕赵地区各割据政权的历史记载。
三、北魏史的编撰
北魏立国之初，出于政治需要，道武帝拓跋珪即诏令尚书郎邓渊编撰国纪。邓渊撰写了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魏书·邓渊传》）。这是北魏史编撰的开端。太武帝拓跋焘时，崔浩、高允又受命撰述国书，按《春秋》体例，“编年序录”，将“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的北魏历史汇编为编年史。孝文帝拓跋宏时，李彪又将这部编年史按《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予以重编，“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魏书·李彪传》）。在此基础上，北齐的魏收、隋朝的魏澹、唐朝的张太素等人便分别编撰了三部魏史。
魏收（506—572年），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人。北魏、东魏、北齐间，历任太学博士、秘书监、中书令等职。北齐初年，他奉诏与高隆之、房延佑、裴昂之等人编撰《魏书》。仅用4年时间，便完成了初稿。其后，又经过三次修改，编定为130卷。
魏澹（生卒年待考），字彦渊。巨鹿下曲阳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三朝，任殿中侍御史、纳言中士、行台礼部侍郎、太子舍人等职。隋文帝杨坚认为魏收所撰《魏书》褒贬失实，遂命魏澹与颜之推等人重修《魏书》。魏澹等人在魏收《魏书》的基础上，撰成《魏书》92卷。
张太素（生卒年待考），魏州繁水（今河北大名县西南）人。唐高宗时曾任东台舍人、兼修国史。张太素著述颇丰，著有文集10卷、《策府》582卷、《说林》20卷、《敦煌张氏家传》20卷、《隋书》30卷、《隋后略》10卷，并撰有《魏书》10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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