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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海外突围的前夜——加盟华为二、民营企业家的眼泪
二、民营企业家的眼泪——我所敬佩的任老板
1996年4月初，国家科委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问4个国家：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塞拜疆。代表团中有8家企业，华为公司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是华为公司随团成员，主要任务是担任华为公司技术汇报会的翻译和任总的翻译。
4月的莫斯科，马路旁边的树林里还有皑皑白雪，天气冷飕飕的。到机场迎接我们的是使馆的二等秘书李先生。在从机场去使馆的路上，李先生说的一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俄罗斯给我的第一印象：在俄罗斯，你能发现一个“大”字。的确，俄罗斯的楼大、地铁大、马路大、森林大、连公共汽车上的扶手都比国内的高很多。
那次科委组团访问，华为公司派出了5人小组，任总、我、朱老先生和两名产品开发人员。一到俄罗斯，奇迹发生了，我那可怕的失眠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感到整个人一下子回到了正常状态：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失眠的折磨恍若隔世。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试图搞清楚：为什么第一次陪同华为公司任总出国，我那持续半年之久的可怕失眠在一夜之间就忽然消失了？就像生命中发生的其它 “巧”事一样，我从来没有找到过答案。只知道，如果当时我那可怕的失眠继续存在的话，那次访问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为我能说一口较流利的英语，我很快成为华为公司5人小组的信息交流中心和工作支撑中心，连任总也得依靠我与外界沟通。近两个月的访问下来，不但使我彻底进入了在华为公司里的工作角色，而且我开始逐渐融入华为公司的工作氛围。也因为那段时间与任总的同吃同住，加上后来我在工作中与任总的接触，我对任总本人也有了一点点初浅的了解。
任总是个将自己的生命细胞完全溶化到工作中的人。直到现在，我对任总的尊重也丝毫没有减弱。除了看书、工作和散步外，任总几乎没有其它爱好。当然，他有时也爱说点幽默的风凉话。工作之余，任总特别喜欢拉下属出去散步，并且像毛泽东散步那样，很少从同样的路线返回（除非上山走不动了）。那段时间，我有幸天天陪任总散步，从他散步时的谈话中，我学到了东西，也知道了一些事情。有一次在保加利亚雪山脚下散步，任总忽然问我：“你知道华为公司为什么能成功吗？”我心中一喜，赶紧回到：“我刚来华为，怎能悟出这般深奥的道理。您说，为什么呢？”我是真想知道为什么，可他又卖起了关子。在我虚心地追问下，他忽然答到：“中庸之道。”我当时不甚理解他的回答。中庸之道讲究“度”，道理好懂，操作难。或许，他就是其中高手。从华为公司的历史看，他确实能非常准确地把握机遇，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即能把握操作的“度”。他对一名员工或一个团队可以很快失去耐性，但对事物的缓慢发展却能非常耐心地等待。对华为公司的大政方针，他其实采取的是“改良思想”，而远不像他平常的火爆脾气那样火爆。他豁达大度、敏感灵活，高瞻远瞩，灼见真知。他生活中平易近人，工作中却咄咄逼人。
一起住进酒店，任总经常抢着给大家泡方便面，并会自言自语地接着说：“还是我泡的好吃吧。”他因为有糖尿病，不能饿，出差时箱子里经常塞满了吃的东西。那次出差，他带了很多不同种类的花生。行走在莫斯科的广场上，冷不丁会塞一颗花生在口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嘴馋，知道的人却知道他不能饿，饿了会出冷汗，进而将全身的某种细胞杀死一次。他的脾气不好，应该跟他身体状况也有很大关系。我那时刚到华为公司，“初生牛犊不怕虎”，好多次惹他生气。现在看来，是我当时不懂事。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招待所里，任总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任总发现一项工作有问题，并且，矛头直指我。该工作确实不是我的过错，于是我的牛脾气也上来了，当众一路跟任总顶撞下去，并且一来一往，语言速度非常快。在场的人个个目瞪口呆，屏声敛息，没人敢说话。我暗暗惊诧，他一个老头，跟我一个刚30出头的人比思维速度，并且还赢了（他最终抓到了我另外的把柄）。可是，我忽然发现，他的手开始捂着胸口，揉着胸。到这时，我不敢还嘴了，赶紧说：“老板，您骂吧。您是对的。我给您沏茶。”从那以后，我一直给任总一个桀敖不驯的形象。好多年后，在公司高层会议上他还骂我是“火药桶”。直到我离开华为公司，他对我的这种印象也没有改变。对“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我有刻骨铭心的认识。
上行下效，潜移默化。在几乎全是年轻人的华为公司，就更是如此。华为公司有很多脾气火爆的领导（我很快也“同流合污”了）。其实，火爆脾气不可怕，可怕的是事后往心里去，形成了沟通障碍。因为对工作的看法不同，我在华为公司顶撞过很多“常委级”高层领导，得罪了不少人。当然，为此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顶撞领导总是不可取的，哪怕是在坚持真理。但我有时也琢磨，华为公司的“常委级”高层，一般都比任总小20～30岁，小小年纪，虽少年得志，但路还很长。如果他们对待工作中的争论和磨擦能学习任总那样的豁达大度，理性判断事物而不为自己那点自尊心所左右，至少事后不要太往心里去，那么，以他们目前积累的商务经验和平台，或许能成就一番事业。大海博大，是因为能海纳百川。任总经常教导大家：“面子是给狗吃的”。看来，他的一些直接下属还没有做好这点。事实上，做到这点需要高深的磨练，并非易事。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天早上，我去酒店餐厅用餐时看到任总和朱老早已坐在那里，于是走过去与他们一起用餐。当我坐下时，发现任总手里拿着长长的传真纸，凝视着远方，眼里流出了热泪。我不敢吱声，看看朱老，朱老用嘴向我指指国内发来的传真。这时，任总说话了：“8年了，就在自己家门口，广州市场拒绝我们。现在终于进去了。”原来，华为公司的程控交换机进入了广州市话局。喔，我松了一口气：是好消息呵。任总流的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感慨的泪水。
有人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眼泪特别多。我因为经历了一段难忘的摔打，也就特别能理解他们的那种眼泪，那种感慨过去在孤独无望中、在见不到胜利的曙光却每天都面临着失败的考验中苦苦奋斗挣扎的眼泪。两手空空，全无背景，从孤独无望中走出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定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当时，我感到我的面前就是这样一位全身心投入到自己事业中的英雄，他有艰辛，有成功，有欢笑，也有眼泪，所有这一切让我感到踏实、实在。也是从那时起，我感觉到了任总的个人魅力，并在这种魅力的驱使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华为公司的国际市场。可以说，从1995年底起，我的生活就开始与这位英雄联系在一起了，从某种角度说，这位英雄和他领导的华为公司无可逆转地开始影响我以后的生活。
受情绪感染，任总向我们讲述了他来深圳的原因：他所属的基建工程兵种裁军时，由于他本人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拟分配他去一个军事科研基地。按部队惯例，任总全家事前被安排到该基地参观，并且，参观后允许选择去留。当时，任总将两个小孩都带去了。小儿子还不懂事，漫山遍野地跑，觉得这地方好玩，可是，稍大一点的女儿却说了一句话：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听到女儿的话，任总说自己心情复杂：从军多年，两地分居，没给女儿多少父爱，实在不希望再对不起女儿；另一方面，离开军队又依依不舍。最后，当然是女儿的话占了上风。任总说，是女儿的一句话导致他南下深圳。也许，任总南下深圳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但我相信“女儿的一句话”是他心底里的一个重要声音。
任总在部队时有很多技术创新或小发明，只是因为他父亲的“政治原因”，好多年任总在部队都与理应得到的表彰无缘，也不被批准入党。后来，部队首长在一次谈话中说道“任正非是自己人”，于是，部队就派了一个工作组下地方去了解任总父亲的情况，调查的结果是：没什么特殊情况。地方上看部队都派人下来了，不敢怠慢，于是，“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的父亲就平反了”。父亲平反后，任总就入党了，并且“表彰、荣誉像雪片一样飞来，有些奖品都是战友去代领的，领回就给大伙分享了”。任总很低调，对荣誉看得很淡，我以为与任总的军旅生涯有很大关系。
来深圳后在深圳南油集团打工期间，任总曾经给南油老总写了个“军令状”，请求将其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他打理。未果。后来，在深圳做电子产品贸易又被人骗走100万。再后来，任总花了2年的时间，追回了被骗的那100万。任总说，深圳市科委从此“认识”了任正非。由此我猜测，华为公司涉足通信行业，任总被深圳市科委“认识”大概起了决定性作用。任总说，他是在深圳无处就业才不得不创办华为公司的，这话应该不假：任总不太可能是一个“好”的打工仔，但是，他能是个好老板。1996年初，任总在散步中曾对我说：什么都不要，就三个字，我的名字，值1个亿。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想，任总肯定不会还认为自己的名字仅值区区1个亿。
1996年的那次考察过程，任总就提出了国内家电制造企业应该大力进入东欧市场的观点，并在多个场合，与国家有关部门、国家代表团、大使馆都谈到此看法。5年后的2001年，国家领导人朱镕基总理访问俄罗斯，也看到了当地的巨大商机，于是号召国内企业大力拓展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市场，以扩大出口。我认为在这点上任总和朱镕基总理是“英雄所见略同”。只是，相对日、韩企业，国家的号召来得晚了点。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显得中国众多企业家的视野不够宽，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敏锐性，或者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使他们没有生存之忧，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的欲望不强。这点与日本、韩国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想必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国内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有所改变。
任总是个理性和感性都非常丰富和深刻的人，他那通俗易懂富于哲理的理性交织着真挚的感性，打动了无数的华为员工，也打动了客户。相信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2000年，他一篇“华为的冬天”非常准确地预测到了IT业“冬天”的来临，由此他开始在国内业界引人瞩目并享有盛誉，甚至被人誉为中国IT界的哲学家。可是，随着任总的巨大成功，他的生命或生活已越来越离不开华为公司，而根据100多年近代商业的经验，这种状况有时也会出现点问题。身在高处，难免曲高和寡。忠心希望任总引领华为这艘巨轮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