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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数量不很多。几乎无人站立。虽说上班高峰已经过去，但依我的记忆，上午10时后的银座线该更挤些才是。
“今天星期几？”我问女郎。
“不知道，从来不理会星期几。”女郎回答。
“就平日来说，乘客未免过少。”我摇了摇头，“说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么？”
“怎么也不怎么，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说。
地铁线路比预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荡荡，无遮无拦。没有信号，没有车辆，没有街头募捐，没有醉汉。墙壁的荧光灯以适当的亮度照明脚下，空调器保持空气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霉烂气味强似百倍，无可挑剔。
最先从身旁通过的是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其次开往涩谷的疾驰而过。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时，从立柱背后窥视了站台情况。如果正在地铁线路行走时被站务员逮住，那可是件麻烦事，因为想不出如何解释才能使对方相信。站台最前头有一架梯子，翻越栅栏估计轻而易举。问题只是怎样避开站务员的视线。
我们站在立柱后面，静静看着开往银座方面的电车停进站台，开门放客，又载上新的乘客后关门。列车长下到站台，确认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车关门。发出开车信号。电车消失后，站务员便不知去了何处，对面站台也已不见站务员身影。
“走吧。”我说，“别跑，要装得若无其事，跑会招致乘客的怀疑。”
“明白。”
两人从立柱背后走出，快步走到月台的这边一头，然后装出习已为常且毫无兴致的样子爬上铁梯，跳过木栅栏。有几个乘客看见我们，露出费解的神情，想必怀疑我们担当的角色。无论怎么看，我们都不像是地铁有关人员。满身污泥，裤子裙子湿得一塌糊涂，头发乱蓬蓬一团，眼睛被灯光晃得直流泪。如此人物当然不会被看成地铁工作人员，可是究竟又有谁会乐此不疲地在这地铁线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们得出结论，我们已三步两步穿过站台，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识到没有车票。
“没票。”我说。
“就说票丢了，付钱补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轻站务员说票弄丢了。
“好好找过了？”站务员说，“衣袋左一个右一个的，再找一遍试试？”
于是我们在出站口前装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样子。这时间里站务员不无疑惑地定定注视我俩的装束。
还是没有。我说。
“从哪里上的？”
涩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钱，从涩谷到这里？”
“忘了，”我说，“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记不得了？”
“想问题来着。”
“真从涩谷上的？”站务员问。
“开进这站台的不都是涩谷始发的吗？如何骗得了人！”我提出抗议。
“从那边的站台来这边也是可能的。银座线相当长的嘛。比方说可以从津田沼乘东西线到日本桥，从那里换车来这里。”
“津田沼？”
“比方说。”站务员道。
“那么津田沼到这里多少钱？照付就是。这总该可以了吧？”
“从津田沼来的？”
“哪里，”我说，“根本就没去什么津田沼。”
“那为什么要照付？”
“你不是那么说的么？”
“所以我不是说打比方吗？”
此时又开来一列电车，下来20多个乘客，通过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着他们通过。没一个人丢票。随后我们重新开始交涉。
“那么说，从哪里付起才能使你满意？”我问。
“从你上车那里。”站务员说。
“所以不是从涩谷吗？”
“却又不记得票价。”
“忘了嘛，”我说，“你可记得麦当劳的咖啡价格？”
“没喝过什么麦当劳的咖啡。”站务员说，“纯浪费钱。”
“打个比方嘛，”我说，“就是说这类琐事是很容易忘记的。”
“反正丢票的人总是往少报，全都到这边站台说是从涩谷来的，无一例外。”
“所以不是说从哪里起算都照付就是么？你看从哪里起算合适？”
“那种事我如何晓得！”
我懒得再这么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便放下一张千元钞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后传来站务员的喊声，我们装作没有听见，兀自前行。在这世界即将步入尽头之际，实在懒得为这一两张地铁票挖空心思。追究起来，我们根本就没乘地铁。
地上在下雨。针一般的霏霏细雨将地面和树木淋得湿漉漉的。想必从夜里便一直在下。
下雨使我心绪多少有些默然。对我来说，今天是宝贵的最后一天。不希望下什么雨，最好一两天万里无云。而后像J·G·巴拉德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连降一个月倾盆大雨，反正已不关我事。我只想躺在灿烂阳光照耀下的草坪上听着音乐痛饮冰凉冰凉的啤酒。此外别无他求。
然而事与愿违，雨不像有止息的迹象。仿佛包了好几层塑料包装纸一样色调模糊的阴云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实实，雨不间断地从中泻下。我想买份晨报看看天气预报，但买报必须走到地铁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势必又要同站务员重开那场徒劳无益的论战。于是我只好放弃买报的打算。一天刚开头就这样不顺心。连今天星期几都无从判断。
人们撑伞而行，不撑伞的惟独我们两人。我们站在大楼檐下，像观看古希腊卫城遗址似的茫然注视着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车辆熙来攘往。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想象在这下面有个广大而离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说。
“好在哪里？”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们好久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么办？”女郎问。
“先喝点热东西，再回家洗澡。”
我们走进附近一家自选商场，在门口处的饮食间要了两个浓汤和一个火腿鸡蛋三明治。
柜台里的女孩见我们这副狼狈相，起始像是相当惊愕，旋即若无其事地用职业性口气应对下来。
“浓汤两个火腿鸡蛋三明治一个。”女郎道。
“一模一样。”我说。接着问，“今天星期几？”
“星期日。”对方回答。
“瞧，”我对胖女郎说，“猜得不错。”
汤和三明治上来之前，我翻阅邻座丢下的《体育日本》来消磨时间。尽管看体育报也什么解决不了，但总比什么也不看好些。报纸日期为10月2日星期日。体育报上没有天气预报，不过赛马专版报道的雨情相当详细：傍晚可能下雨，好在并不影响最后一个跑道的赛马，而这一跑道的竞争恐怕相当激烈。神宫球场上进行的是棒球比赛，亚克尔特队对中日队的最后一场，结果亚克尔特以6：2败北。谁都不晓得神宫球场的正下面即是夜鬼庞大的巢穴。
女郎说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来递过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于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说类的东西：《被关入笼子强奸的我》。我无法想象如何强奸关入笼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样，肯定很费操办。我可做不来。
“咦，喜欢给人喝精液？”女郎问我。
“怎么都无所谓。”我回答。
“可这里是这样写的：‘一般来说，男子喜欢在被爱抚时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确认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种仅式，一种承认。’”
“不大明白。”我说。
“可让人喝过？”
“记不得了，大概没有。”
她唔了一声，继续看那篇东西。
我则阅读中央棒球联队击溃太平棒球联队的前后过程。
汤和三明治端了上来。我们喝着汤，把三明治一掰两半。于是烤面包片味儿和蛋清蛋黄味儿荡漾开来。我用纸巾擦去嘴角沾的面包屑和蛋黄，再次喟然长叹，长得仿佛把全身所有的叹息汇成了这一声。如此深长的喟叹整个一生都不会出现几次。
走出店门，拦了辆出租车。由于浑身脏污，等了好些时回才碰上一辆肯停下来的。司机是个留长发的小伙子，助手席上放一台组合音响式的大型收录机，里面流出警察乐队的歌声。我大声告以去处，然后深深缩进坐席。
“喂，怎么脏成这样？”司机对着后望镜问道。
“在雨中抓打起来了。”女郎回答。
“嗬，厉害厉害。”司机说，“不过也太狼狈了。脖子侧面红一块青一块的。”
“知道。”我说。
“没关系，这个我不在乎。”司机说。
“为什么？”胖女郎问。
“我只拉看上去喜欢听流行歌曲的年轻人，哪伯脏点也无所谓，只听这个就足够开心的了。喜欢《警察》？”
“差不多。”我适当应和一句。
“公司嘛，偏偏不让放进这种歌，要我用收音机放电台的音乐节目。开哪家的玩笑！什么玛蒂啦松田圣子啦，谁听那无聊玩艺儿！《警察》才叫绝！听一天都听不厌。莱戈也蛮好。你看呢，莱戈如何？”
“不坏。”我说。
《警察》磁带转罢，司机给我们听鲍勃·马利的恋歌。仪表板堆满盒式磁带。我早已筋疲力尽，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谈不上欣赏音乐。但不管怎样，能让坐他的车已算是谢天谢地了。我从后面木然望着司机一边扶方向盘一边用肩头打着拍子。
开到我住处门前停下，我付罢车费下车，给了一张千元小费：
“买磁带好了。”
“太高兴了！”司机说，“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过，你不认为再过10年15年世上大多数出租车都会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觉得那样很好？”
“是很好。”我说。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逊已死有10多年了，我还从未碰上哪辆出租车放着德阿兹的音乐赶路。世间有变化的有不变化的。不变此的永远一成不变。出租车上的音乐便是其中之一。出租车收音机播收的永远是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谈或棒球赛转播之类。商店扩音器传出的是雷蒙·卢浮布尔的管弦乐，酒吧散的是波尔卡舞曲，年末商业街上听到的是本查兹的圣诞歌。
我们乘电梯上楼。房间的门本应依然处于合叶脱尽的状态，不料不知何人已将门整个嵌入门框，乍看似乎门关得好好的。谁干的不晓得，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和气力。我像克罗马尼翁人打开洞门那样卸掉不锈钢门，把女郎让入室内，又从里面把门移过来，以免房间暴露。
而后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盗链。
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瞬间我甚至怀疑昨天那狼狈场面是自己的错觉。原先所有四脚朝天的家具全部各就各位，一片狼藉的食品被清除干净，打碎的瓶罐和餐具的残片了无踪影，书和唱片返回书架，衣服被收进立柜，厨房卫生间卧室也已被擦洗得闪闪发光，地板不见半点垃圾。
不过若仔细检查，仍可随处发现遗痕。打烂的显像管如时间隧道一样赫然开着空洞；电冰箱呜呼哀哉，里边空空如也；四分五裂的衣服己被统统扔掉，剩下来仅能装满一小皮箱；餐橱里仅存几个盘子和玻璃杯；挂钟停了；没有一件电器运转正常。显然，有人把不堪再用的东西挑出处理掉了，房间因而给人以神清气爽之感。宽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