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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经理汪康年
7月17日，百日维新正进入高潮，为了争夺对《时务报》的控制权，康有为借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光绪帝，一方面极言“报馆之益”，一方面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7月26日，光绪帝发布一条上谕，同意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派康有为前往上海督办。上谕称：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
各报体例，自应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转引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页64。
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办自是一个不智之举，是百日维新中一支不和谐的、让后人痛心的插曲。但光绪上谕中所透露的一些新闻思想，仍为后世史家所称道。此前7月23日，出使美、日等国大臣伍廷芳也曾奏请光绪推广报馆，认为这是舆论所在、公论所出，“风声所播，民智自开”。这些观点对光绪帝恐怕也有所影响。他在8月26日发布的上谕中，还批准了梁启超提出的要求，宣布“书籍报纸一律免税”。
8月8日，《时务报》停刊。17日，汪康年另办了《昌言报》旬刊（出至10期停刊），同时将《时务日报》改名为《中外日报》继续出版，只留下《时务报》这个报名给朝廷来办。但纠纷并没有因此结束，8月22日起，梁启超连续在《国闻报》发表《创办〈时务报〉原委记》，对汪康年的一些说法提出质疑，将矛盾公之于众。汪康年、黄遵宪等《时务报》创始人也纷纷发表文章，一个曾经共同创造了刹那辉煌的知识群体分崩离析。25日，康有为致电两江、湖广总督，更是指责汪康年私自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要求禁发《昌言报》。这场风波一时牵动朝野，引起各方议论，民间舆论普遍偏向于汪康年，严复直截了当地指出“叩其所争，则仅仅万余金捐款，万余张销报之权与利而已”。并批评了梁启超。假如不是百日维新很快流产，这段是非还不知会如何了断。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了光绪帝（所有毁灭维新新政的上谕照样还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各地报刊纷纷凋零。9月25日，《中外日报》以《康有为到吴淞口》为题，报道了戊戌政变第四天（9月24日）清廷派人在上海吴淞口搜捕、英领事以船舰截救康有为和他脱身到香港的消息。从采写到发表前后不到24小时。27日的《详志都城近事》报道了捉拿六君子等人的情况。
9月26日，清廷宣布停办计划中收回官办的《时务报》。29日，通令各地缉拿康有为、梁启超，称梁启超“所著文字，语多狂谬”。10月9日，清廷发出上谕，查禁各地报馆，捉拿主笔。仅上海就有近10家报纸关门，其他城市的14家中文报纸只剩下6家。10月14日，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发表评论，“对文明来说，这道上谕真是一个罪恶。”“慈禧太后是和那位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帕丁顿夫人一样的”。同一天，小说家李宝嘉（伯元）主办的《游戏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责报馆主笔》，对此举冷嘲热讽。另一小说家吴沃尧（趼人）则在他办的《采风报》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为题征求答案，征文千奇百怪，令人捧腹。这些休闲报纸以游戏笔墨极尽讽刺之能事，也算是晚清有报纸以来的一大特色。为避免《中外日报》受牵连被封，汪康年倒填日期刊出一则启事，声明自8月21日起就已改属英商，自己与报馆事务无涉。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2）
《亚东时报》创刊号书影
除了保留京师大学堂，慈禧太后几乎废除了所有维新新政，比如重新禁止士民上书言事，不准“妄议时政”，下令将康有为书籍版片销毁，废官报局，凡购买或阅读康梁所办报章者也一并严拿问罪。
令人不无意外的是，10月19日，以经济新闻取胜的上海《新闻报》竟在“国事骇闻”栏中刊出了康有为香港来函的全文。正被通缉的康有为在信中自称奉光绪密诏出国，“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等。此信一发表就引起极大震动，急坏了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他们纷纷要求《新闻报》设法更正。但在报馆的英国主人和英国领事馆看来，这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自然是置之不理。
11月15日，日本人主办的《亚东时报》第四号以全部篇幅、以前所未有的大号字发表了批评慈禧太后政变和哀悼戊戌志士的文章，其中还有梁启超在日本所写的古风长诗《去国行》。该报在上海公开发行，澳门的《知新报》等广泛转载，迅速在知识界流传。此时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不过一个半月。
由于天津《国闻报》早在这年3月27日就假作卖给了日本人（5月3日，清廷曾发布“上谕”，要求调查《国闻报》“有无与外人勾串情事”），所以在百日维新被镇压后还能继续出版，客观报道了戊戌政变的真相，揭露清廷屠杀维新志士的暴行。
政变第六天（9月27日），《国闻报》就刊出新闻《视死如归》，率先报道了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消息：
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
同一天，对康有为的脱险经过作了客观报道。10月21日、22日，连续转载香港《华字日报》文章《德臣西报访事在香港与康有为问答语》，披露戊戌政变的真相。
率先报道谭嗣同遇难详情的《国闻报》
清廷向日本驻天津领事提出查禁要求，遭到《国闻报》的坚决回击。11月3日、4日，《国闻报》连载发表《论中国禁报馆事》，这是政变后第一次刊出“本馆论说”，举例说：“上海之《文汇报》曰：‘中国之所以不遽亡者，犹赖有杨锐、林旭、谭嗣同等血性男子，节概能死事之人。’夫在中国视之则号为‘乱贼’，在局外各国视之，则称血性节概男子，而并以中国之不亡归功于此等能死之人。此诚所谓一先生之说不足以定天下之是非。”同时连续刊载上海《新闻报》的《康有为论》，并发表《本馆跋》，“天下至不平而大可伤心之事，莫甚于凭一家之私说而无两造之讼直，即如康有为一狱……”
在缇骑四出、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国闻报》如此大胆执言，这一幕将永远载入激荡的百年史。实际上直到次年2月《国闻报》才被迫真的卖给了日本人。
远在澳门的《知新报》对戊戌变法功败垂成更是作了大量的回顾、总结，在为维新事业辩护的同时，发表了许多悼念“六君子”的诗文，清廷对此无可奈何。
11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纷纷改挂洋牌，徒叹无奈。16日，他又奏请免禁《农学报》、《商学报》这类倡导新学的专业报纸。12月，广州《岭海报》因为发表为康有为、梁启超辩解的文章受到当局警告，为免遭查禁的命运，从当月起改为德商报纸，改名为《德商岭海报》。
不能忘记，梁启超流亡日本还不到两个月，惊魂未定，《清议报》（旬刊）就在横滨问世了，“梁启超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记事］
3月7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在长沙创办《湘报》。
5月5日，汪康年和他弟弟汪诒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日报》（后更名《中外日报》）。
8月8日，《时务报》在出完第69册后停刊。
8月17日，汪康年和康有为、梁启超等彻底决裂，他以《时务报》原有资源另办《昌言报》（旬刊）。
9月27日起，天津《国闻报》刊出谭嗣同拒绝出走的新闻《视死如归》及其他有关戊戌政变真相的报道。
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康有为香港来函全文。
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笔底波澜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
年轻的梁启超亡命日本，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笔。他创办的《清议报》“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继续《时务报》未竟的事业。从第26期起，《清议报》开设“国闻短评”的栏目，比后来《时报》采用“时评”、“短评”要整整早了五年，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闻评论的新形式。曾是《清议报》读者的郭沫若后来在《少年时代》中回忆：
《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夷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他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他译的《经国美谈》，以轻灵的笔调描写那亡命的志士、建国的英雄，真是令人心醉。我在崇拜拿破仑、俾斯麦之余，便是崇拜加富尔、加里波蒂、玛志尼了。
其实，《清议报》的言论并不像郭沫若说的那样浅薄，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国”和“爱国”的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
这些观点都富有浓郁的近代气息，确实代表了当时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在19世纪末的长夜里，一言既出，岂能不振聋发聩。
至于后世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也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文转译或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梁启超意气风发，继续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不是郭沫若用“保皇党”这顶大帽子所能盖得住的。不过“平心而论”，郭沫若接下来对梁启超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思想自由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
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
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阅，但《清议报》还是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中的日本洋行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