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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周刊》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不仅重印了一千部《独秀文存》，而且出版了章士钊汇编的陈案资料集《陈案书状汇录》，也印了一千册，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这是《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话。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身为同盟执行委员之一传说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处传闻《生活》将被查封。7月14日，邹韬奋将编务交给胡愈之、艾寒松，“出国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
暂避”，开始了第一次流亡。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同时发表《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2）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因为罗隆基锋芒毕露的社评，先是天津《益世报》遭遇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国民党中宣部一再的“警告”，后是罗隆基本人遭遇暗杀，幸免于难。年底，天津市党部向《益世报》下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报馆不得续聘罗隆基，罗被迫离开了《益世报》……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同样铁铸的事实。离《主张与批评》被封杀仅一个半月，这年2月，王造时又独自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毫无畏惧地继续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政外交，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举行集会，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新闻检查。这一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文字，我们也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
这是我们在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们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梦想。
［记事］
1月1日创刊的《现代文化》月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遭查禁的《文化月报》改名《文艺月报》，只出了2期又遭查禁。
3月，曾出版发行“左联”刊物《北斗》、《文学导报》的上海湖风书局遭查封。2月，国民党决定在上海、汉口、南京、北平、天津五个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
4月，国民党中执委批准上海市的《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将新闻检查制度化。
5月中旬，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5月，原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上海《大陆新报》创办人王鳌溪被捕后，很快在南京雨花台遇害。重庆报界协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开会致电军委会、民权保障同盟等，要求查清真相，伸张正义。
6月22日，广东新闻通讯社记者侯友礼，未经宣布罪状，即被当局执行枪决。
7月，西安《民意报》因刊载的社会新闻触怒当道被控，社长裘兰生被拘押，西安新闻界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7月31日，北平《文学杂志》在出版3、4期合刊后被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被捕。
8月3日，南京当局通令各地政府，凡因违反出版法经注销登记的书刊报纸，一律不得再次要求登记。
8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核准备案《检查新闻办法大纲》。
8月25日，长沙《平民日报》遭查封，主笔蒋寿世被捕入狱。
8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小说《萌芽》被禁后，改名《煤》，再改名《雪》。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
10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新闻检查标准》。
10月26日，开明书店杭州分店遭查封。
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发出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要求在审查普罗作家的刊物时，“须更严密，勿使漏网”，已禁的出版物如仍在流行，要“切实认真取缔”。同时公布了《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
11月1日，北平《文艺月报》出版第3期后遭查禁。
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将全国邮电检查事宜改归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著的“中统”）管辖，并附邮电检查施行规则。
11月，国民党当局先后派人破坏、捣毁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及承印英文《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等，并散发恐吓信。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率先遭查禁。
《笔底波澜》 第三部分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1）
笔底波澜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从1月7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每周日由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第一篇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大公报》共计发表750篇星期论文，200多位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左中右俱全，真正体现了《大公报》兼容并包的气度。当年12月9日，胡适为《大公报》撰写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借题发挥，要求当局明令全国，保障一切“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
此时，《大公报》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新闻、言论常常引起当局的不满，又是“警告”，又是办事处差一点被捣毁，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让“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头疼不已。胡政之读了胡适“痛快之至”的文章，欣然表示“彼此共同负责”，并“为文作桴鼓之应。”胡政之们和胡适之们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无疑正是近代中国民间报纸与知识界结合的黄金时代。
2月10日，杜重远等继续举起《生活》周刊的“火炬”，创办《新生》周刊，成为《生活》的后身，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
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查禁149种文艺书籍（涉及28位作家）。从25日起，章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衔，26家书店先后两次联名请愿，要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他和夏丏尊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2月28日，小说家沈从文写下《禁书问题》一文（发表在3月5日的《国闻周报》上），对禁书提出质疑，他更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20日，上海26家书店得到的批复是：“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30种；禁售者30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31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22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37种。”结果导致了臭名昭著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
3月，陈独秀身在囹圄，上海亚东图书馆出了《独秀文存》第十版，印了两千部。7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终审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8月13、14日，《大公报》全文刊载了判决书。
5月24日，南京《民生报》不顾新闻检查，刊出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结果以“肆意造谣，不服检查”的罪名被罚令停刊3天。5月29日复刊当天，成舍我即在报上发表万言长文《停刊经过敬请国人公判》，批评当局摧残舆论、非法封禁报馆。报纸一出，日销万份。31日，又将此文单张印刷万份，赠送读者。彭学沛以妨碍名誉罪向法院控告成舍我。北平记者公会以及济南、青岛等地新闻界纷纷通电声援。迫于舆论压力，此案最终以撤诉了之，但彭学沛、汪精卫却怀恨在心。
《民生报》揭露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一事
7月23日，《民生报》因刊载来源于民族社的消息《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国民党当局以失实为由查封报馆，拘捕成舍我。26日，与《民生报》同气连枝的北平《世界日报》因社论被勒令停刊3个月。同一天，南京新闻界要求保释成舍我等。7月27日、30日，上海记者公会、日报公会先后发出通电，营救成舍我，《申报》追踪报道。
1934年7月29日《民生报》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一文
8月，杭州记者公会通电全国新闻界，倡议定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业响应。9月1日，北平、杭州、太原、长沙、青岛、南昌、厦门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有的报纸还休业一天。《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有了通令，仍然把记者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以为与其停刊纪念，还不如积极地要求解放言论，作有效的维护。”北平报界集会决议，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执行去年“九一”保障新闻业和记者安全令。
正是这一天，在记者自己的节日，成舍我在被关押了40多天之后获释，因为拒绝向行政院长汪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