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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线》、《太阳月刊》、《前线》、《流荧》、《戈壁》等,出售这些刊物的创造社、现代书局、晓山书店、光华书局、新宇宙书局被指控是“共产党的大本营”,郭沫若、成仿吾、潘汉年、钱杏邨、蒋光慈、郁达夫等被戴上了“新卖国贼”、“第三国际的走狗”的帽子。
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发出《取缔各种匿名出版物令》,“无负责人、无发行所、无注册管辖、专以邮箱为通信机关之出版品(小报、小册子等),非共产党之宣传即捣乱分子之言论”,通令“内政交通两部严加取缔”。
同月5日,上海泰东书局的赵南公、北新书局的李志云、光华书局的张静庐、开明书店的章锡琛、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真善美书店的曾虚白、现代书局的洪雪帆等发起成立上海新书业公会,参加的还有创造社出版部、良友、新月、春潮、群众、金屋等书店,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断然拒绝。
这年3月10日,当胡适、徐志摩等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悄然问世时,只不过是一本同人性质的文艺期刊,并不发表时政评论。诗人徐志摩在创刊号发表《〈新月〉的态度》,着重提出了“尊严与健康”两个原则,“尊严,它的声音可以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健康,它的力量可以剿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没有人意识到,一轮《新月》即将在历史的夜幕中冉冉升起。
[记事]
2月21日,洪灵菲主编的《我们》月刊被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上海晓山书店被封闭。
4月29日,潘汉年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战线》文艺周刊出至第5期,被当局以“攻击国府”的罪名查封。
5月1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6月12日,邵飘萍遗孀汤修慧复活《京报》,已不复当年的声光。
7月,南京政府组织上海中外记者济案调查团,奔赴济南调查“五三”惨案的真相,其中包括了来自《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的五名中国记者。由《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申报》记者康通一起草的调查报告《中外记者胶济观察记》长达1。6万字,忠实、详尽地记录了日本悍然制造“五三”惨案的真相。
8月29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查抄“共产党之机关”,“查获共产书刊一万五千余册”。
9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以“言论乖谬,存心反动”的罪名查禁《语丝》等书刊15种。
11月,上海第一线书店以“赤化”罪名受到当局警告,随即停业,所出《无轨列车》半月刊(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编)也遭查禁,共出了8期。
12月16日,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创办《硬报》,出版仅一个月就遭当局查封。
12月,青岛《平民报》因报道日本人暴行的消息被驻扎山东的日军强行封闭,记者张乐古等逃到北平,得到各界声援,一度在北平出版了《平民报》平津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9年:《新月》的光华(1)
笔底波澜
1929年:《新月》的光华
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月19日,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胡适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定论。
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了《新闻报》65%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在股权风波的背后,实际上是史量才的办报方向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的冲突,国民党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大影响的申、新二报。终其一生,史量才都没有跨进《新闻报》报馆的大门一步。
《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12万份,成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新闻周刊(“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职业教育指导的范畴。邹韬奋提出“要不顾一切的保持爱护本刊公正独立为社会努力的精神”。对于《生活》的成功,他曾回忆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
9月9日,陈铭德等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没有人意识到这张小小的民间报日后将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的日历上,最为光华夺目的无疑是那一弯《新月》,这本文学期刊,从延期到5月才出版的第二卷第2号发表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起,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评国民党专政(甚至直斥国民党反动)的雄文,国内外报纸争相转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些直截了当的言论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无数昏睡的梦里人。学界泰斗蔡元培在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写信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向来稳重的出版业巨子张元济虽不赞成胡适挥笔上阵,但也一再肯定其“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近代工商业巨子张謇之子、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这是夸父逐日,也是飞蛾投火,更是精卫填海。1929年,确实是胡适、罗隆基们给了国民一点点“人格上的安慰”,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誓言。这是《新月》最耀眼的时期,也是手无寸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壮丽的一幕演出。
“新月”标志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几个知识分子竟敢太岁头上动土,争起什么人权来了。一时之间,从南到北,国民党各地党部要求惩办、缉拿胡适的剪报贴满了他的日记本。教育部甚至向时为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下达了训令,“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好一个胡适,他认为发表文章只是其个人的事,“与中国公学何干”?“故将原件退还”。10月1日,行政院干脆以言论“悖谬”等理由撤销了他的校长职务。
国民党中宣部更是组织党棍、枪手,对胡适大张挞伐,11月就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一集。《新月》第二卷第4号出版不久即遭查禁。这一切自在意料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左派的《白话三日刊》、《自由》、《光报》等也向胡适射出了冷箭。面对一连串的警告、反扑、围剿,明枪和暗箭,胡适统统都表示了轻蔑。
胡适墨迹:“宁鸣而死,不墨而生”
年底,当《新月》和《申报》刊出他们的文章即将结集为《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的广告时,曾让国民党惊慌失措。一弯《新月》如钩,直接指向国民党一党专制,这是胡适一生最辉煌的刹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攀到过这样的高度。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概况》统计,这一年被查禁的刊物就有272种,比前一年增加了90%。其中共产党刊物148种,占总数的54%,其余为国民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第三党、“帝国主义”或其他“反动刊物”。正因为言论不自由,戈公振们才会将把上海报学会创办的学术刊物定名为《言论自由》,胡适、罗隆基们才会把《新月》变成了论政的平台。《新月》的抗争也不是孤立的。
5月2日,创刊才一个月的重庆《新社会日报》因为“反动荒谬”遭查封。18天后复刊,6月25日,再次以“蓄意挑拨,淆乱视听”的罪名遭查封,总编辑罗静予被捕,前任总编辑罗承烈遭通缉。重庆报界协会和其他社会团体发起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启封《新社会日报》,并成立了有中共地下党背景的“重庆市民众争言论自由大同盟”。结果连后援团体也一并遭查禁。两次查禁都有国民党中央的电令,指控《新社会日报》“肆意诋毁中央”,要地方当局“严行查封,并惩处其主持人”。
7月2日,为抗议党政军联合检查处随意删除新闻,苏州市全部11家报纸召开代表大会,决议自第二天起全体一律停刊。胡适认为“这是很重大的事。”《申报》虽然作了及时的报道,但他感到不满,觉得不够详尽。抗争最后以7月5日“联合检查新闻处”撤销而告终。胡适在7月6日的日记中说,“我为上海的报纸惭愧流汗!但史量才和戈公振诸人定不觉得!”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9年:《新月》的光华(2)
8月,无锡《新民报》记者朱冰蝶因“侮辱党部”的罪名被捕,当地舆论一片哗然。无锡各报馆及新闻记者联合会等团体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恢复朱冰蝶的自由。
9月16日,国民党政府发布通令,声称停止新闻检查。第二天,《大公报》发表社评《国府停止检查新闻令》,反复阐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政府“最有利”。12月28日,重掌权位的蒋介石煞有介事地发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通电,信誓旦旦地表示开放“言禁”,欢迎报界自1930年元旦起,对“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外交”、“司法”等“弊病所在……尽情批评”。
其时,《大公报》发行量已达到2万份,一言而为天下法,在言论界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天津的地方报纸一跃而为全国性报纸,这一点连“只识弯弓”的蒋介石都注意到了。12月29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肯定蒋介石的通电是“开放言论之诚恳表示”,批评国民党以往对言论的钳制。可是,接下来的1930年又会怎么样呢?
[记事]
1月23日,国民党改组派将《硬报》改名《上海小报》,不久即遭查封。2月25日,又再办《狂风》,发行7期,发行量从7000份上升到1。5万份,不到一个月再度遭查封。
1月,国民党中执委发出查禁《喇叭》、《未明》、《思想》、《流荧》、《创造月刊》等10种“共产党刊物”和查封创造社的通令。
2月7日,以出版文艺图书为主的创造社出版部被封闭,出版了18期的文学期刊《创造月刊》遭查禁。
4月17日,中共在上海出版半公开的《白话日报》,5月19日起改名《上海报》,两周后即遭查禁。之后转入地下秘密发行,多次遭查抄、禁售,编辑遭通缉,承印人、报贩被捕、罚款乃至监禁、判刑。
4月1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制定了《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令》,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刊物。
5月3日,北平燕京通讯社被国民党中央指为“反动宣传”,明令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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