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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丝》的发刊辞和《现代评论》的启事，我们似乎读不出什么太大的差别，都带有“《新青年》时代”的流风余韵。但这确实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了“五四”浪潮之后两条不同的精神路向、不同的价值选择。曹聚仁认为《现代评论》比《语丝》“更富综合性，更富文学意味，更有绅士的气度，也更有自由主义的气氛。他们这两种周刊有时是互相敌对的，但在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工作上，却又是十分协调的。”“《现代评论》所发表的政论，也是第一流的好文字，那是《语丝》社所不写的。”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页172—173。
这两个周刊不仅在当时、而且对未来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语丝》，也需要《现代评论》。它们的同时出现（相距不过一个月），至少标志着当年言论界多元的声音。在军阀主导之下、只有枪杆子才有发言权的年头，在那个我们小时候就知道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它们的存在足以温暖一个苦难民族的灵魂，足以照亮一个个星月无光的夜晚。
［记事］
2月14日，上海书业商会等四团体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印刷附律”。
4月16日，27岁的成舍我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新闻史上著名的“三个世界”浮出水面。10月18日的头条新闻中将直系军阀张福来的“福”误排成“祸”字，一字成祸，报馆立即被警察厅封闭。不料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倒台，《世界晚报》因“祸”得福，声名鹊起，发行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一跃突破了万份。
6月19日，北京政府通令邮局禁止寄递《自治旬刊》、《劳动旬刊》、《劳工周刊》、《工人周刊》、《青年工人》月刊、《中国青年》、《新建设》、《陈独秀讲演录》、《上海工会报告》等书刊。
8月，公共租界非法逮捕市民叶乾亨，《时报》、《商报》、《新申报》等纷纷如实报道，并加以评论，租界工部局竟以“散布谣言，登载不确实消息”等罪名拘捕了《时报》总经理狄平子、主笔陈冷血，《商报》总经理李征五、主笔陈布雷，《新申报》总经理许建屏、主笔孙东吴等6人。会审公堂不听被告律师的申诉，分判罚款，强行结案。
9月1日，京师警察厅指控国闻通讯社刊载的张作霖致曹锟函有误，传讯编辑周某，5天后（9月6日）勒令停止发稿。
9月2日，世界通讯社编辑被传讯，总经理遭到监视，3天后（9月5日）停止发稿。
9月5日，京师警察厅传讯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及亚东新闻社记者，查封《民德报》。
12月9日，租界巡捕房搜查上海大学，几天后传讯了代理校长邵力子，指控该校出售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报，含有“仇洋”词句。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1）
笔底波澜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
4月1日，京师警察厅发布新制定的12条《管理新闻营业规则》，条件非常苛刻，被称为《报纸条例》的借尸还魂。北京新闻界一致表示反对。4月中旬，胡适、陈西滢、钱玄同等18位知识分子联名致函司法总长章士钊，提出阁议撤销这一规则，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此前4月4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出版法》钳制言论出版自由，违背了共和国的性质，决议分别致电北京政府法制院、内务部、司法部要求废除。4月8日，连上海总商会也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
也是在4月，上海租界工部局再次在纳税人年会提出《印刷附律》议案，因不到法定人数而流产。4月13日，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四团体发表抗议上海公共租界《印刷附律》的宣言。6月2日，上海租界再次召开纳税人特别会议力图通过，时值“五卅运动”，《印刷附律》成为众矢之的之一，上海32个团体联合发表抗议宣言大力抨击。不同政治倾向、背景的《向导》周报、《民国日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都纷纷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工部局。这次会议也因不足法定人数匆匆散会，从此没有再提出这一议案。
“五卅”惨案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浪潮，身处租界的上海各大报纸保持了可耻的沉默，激怒了无数年轻的知识分子，多年后王芸生曾说：“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6月3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日发行量曾达到2万份，至当月24日出版第22号后停刊。6月10日，杨杏佛独自创办了《民族日报》，共坚持了16天。6月4日，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面世，成为中共出版的第一份日报。6月11日创刊的《上海总工会日刊》，直到9月被军阀查封。从6月初起，邵飘萍在《京报》推出清华学子王造时主编的《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连出了12期。
7月初，向来稳健、谨慎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王云五的《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等文。9月11日，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就《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向会审公廨起诉王云五等。9月20日，《京报》副刊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五卅增刊〉事件》的评论，向商务印书馆发行《五卅增刊》表示敬意，对商务被控告表示声援。10月24日，会审公廨在一不宣布罪状，二无审判理由的情况下，判令王云五等罚款200元，一年内不得再发行同样书籍。这是王云五和商务历史上一支令人难忘的插曲。
与此同时，《民国日报》主笔叶楚伧以违反《出版法》第三条、第十一条的罪名被判罚100元。租界巡捕房以同样理由查抄了《沪报》、《国耻画报》及光华书局等。
从7月11日起，老牌的《申报》、《新闻报》三次在广告版刊出租界工部局通过广告公司送登的《诚言》，租界当局的声音引发了众怒。在舆论的压力下，申、新二报被迫发表道歉启事，并刊出《辟〈诚言〉》，说明真相。“诚言”风波成为史量才主持《申报》时期的一个污点。
陈布雷所撰社论，曾让年轻的郭沫若倾慕不已
叶恭绰曾言“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才，寥寥不可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颜旨微自1923年以来出任北京《益世报》主笔，每日撰论，从不间断。这年4月，在著名的金佛郎案发生后，他连续写下十篇评论，立论公正，深得读者欢迎。陈畏垒就是陈布雷，从《天铎报》到《商报》，他的“如椽大笔，横扫千军”，让年轻的郭沫若倾慕不已。
陈布雷手迹
成舍我不是以言论而是以办报知名。2月10日，他创办《世界晚报》10个月后，又独立创办了《世界日报》。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主张，强调不党不偏，不受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10月1日，他的《世界画报》问世。至此，三个“世界”全部浮出水面，形成了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稍有规模的“世界”报系。
4月8日，《世界晚报》在《晨报》登出特别启事：“京师地检厅，对于本报，一再以妨害公务，犯《出版法》第十一条第五款等罪，传讯本报经理成舍我。成君因应付讼事，所有经理职务由协理龚德柏兼任。”其实是对当局压制舆论的一种抗议。
当然，即使在重重压力下，成舍我也没有屈服。11月29日，《世界日报》刊出《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和成舍我的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由于《世界日报》独立的品质，发行量很快从初期的四五千份增加到二三万份。无党无派的成舍我，白手起家，一无资本，二无背景，却以其独特的个性和持续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奇迹，书写出大时代一个报人的华彩乐章。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2）
创办“世界”报系的著名报人成舍我
北京《晨报》于这年11月19日披露惊人的内幕，北洋政府参政院、军事善后委员会等6个部门联合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都属于“超等者”六家中，每月可得津贴至少200元，成舍我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分别名列“最要者”39家中，每月各得200元。在长夜如磐的岁月里，民间报纸要真正保持经济独立、不接受任何津贴谈何容易，邵飘萍、林白水、成舍我这些光耀新闻史的报人都未能逃出这一名单之外，真是百年言论史上莫大的悲哀。好在他们并没有拿了津贴就放弃独立批判的责任，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十天以后（11月29日），“认定改造人心——思想革命，是急务中的急务”的《晨报》在迎来7周年前夕被暴徒纵火，部分房屋、纸张化为灰烬。《晨报》被焚事件几乎成为一件扑朔迷离的疑案。几天后，视自由为第一生命的胡适写信给昔日的《新青年》同伴陈独秀：
《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容身之地了。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上册，页366—367。
也许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记事］
3月5日，北京《民国日报》由于在“民意”栏发表《丧权辱国的安福系》一文，3月17日以“侮辱国家元首临时执政段祺瑞”的罪名被查封，编辑邹德高被捕，仅出版了13天。
3月，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中华新报》主笔张达吾因为报道、评论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事件，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鼓动工潮”、“扰乱治安”的罪名拘捕。陈、张各罚款90元，邵除了罚款90元，还判交保1000元，不准再“宣传过激主义”，同时逐出租界。
4月1日，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发刊词中指出：“今之新闻记者其职能即古之史官，而尽职之难则远愈古昔。”“吾人苟欲建舆论之权威，第一当先求判断资料之事实问题。首当求真确之发现，与忠实之报道。”
4月5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109期发表的《安福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