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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洋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时，胡适正在住院，外间却盛传他逃走了。为此他在1月7日的《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先生到底怎样？”》的短文，直言：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努力周报》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10月9日，他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页217。
然而当他“一觉醒来”，肥头大耳的曹锟已当选为“大总统”。《努力周报》在出版了75期之后终于停刊。10月15日，他写下《一年半的回顾》一文，“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决意把《努力》暂时停刊。但我们并不悲观。”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398。《努力周报》的落幕成为1923年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此后的一年，胡适和同伴们一直在为《努力周报》复刊而努力，但最终没有成功。
新闻史家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记载，1923年1月24日，北京《晨报》曾刊出一则北洋政府给各省的咨文：
查袁氏时代筹备帝制，恐人非议，先后颁布报纸条例及出版法，使不敢为反对之论调。现在报纸条例，虽已废止，而出版法依然存在，殊属非是。若出版物宣传之主张未合，自有社会评判，无庸国家干涉。且出版物关于败坏他人名誉，及社会风化，泄漏机密等，各项刑律均有明白规定，亦无须再有出版法之二重限制。现由本部准将出版法律废止。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页968— 969。
我未能查阅这一年的《晨报》，不知可靠与否。据北洋政府档案，《出版法》是两年后才废止的。
无论如何，这一年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对言论的控制和迫害并未有丝毫减弱，新闻界、文化界也在为言论自由而继续努力。
2月2日，因一则触怒国务院秘书长吕均的消息，北京亚洲通讯社社长林超然以侮辱罪被捕，引起舆论公愤。5日，众议员钱崇恺等提出《质问政府违法逮捕新闻记者书》，限政府3天内明确答复。6日，50多家通讯社代表到国务院质问总理张绍曾：（一）以国务院函令警察厅捕人，系根据何项法律？（二）如何能担保今后不再发生这种违反行为？张置之不理，再度激起各界公愤，外国驻京记者也开会讨论声援办法。8日，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国务院，声援林超然被非法逮捕案。
7月26日，北京警察厅查封京津晚报社、民治通讯社，《京津晚报》编辑曾青云、发行人吴凤鸣、民治通讯社社长刘子任等被拘押。北京报界纷起营救，终于在当月30日保释。8月1日，上海新闻界戈公振、叶楚伧、邵力子、张季鸾等20多人联名致电京津和全国各报馆、通讯社，呼吁保障人权，维护舆论。两个半月后（10月11日），民治通讯社复业。
9月25日，在湖北宜昌受到欢迎的《商报》突然被地方当局封闭，主笔被捕，未宣布任何罪名。宜昌报界联合会为此通电全国报界声援，并向法庭提出公诉。11月4日，《晨报》刊出了这一通电。
11月24日，旨在保障记者言论和人身自由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举行发起大会，有80多家报纸、通讯社的记者参加，《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公推为大会主席。12月6日，通过了《新闻记者公会简章草案》。7日，邵飘萍在《京报》发表《北京报界之宜自警惕》一文，指出北京报纸、通讯社虽多，“而有确实基础与言论之能勉成自由独立者，仍居少数”，新闻记者公会将有助于抵制来自政界的收买与压迫。
［记事］
1月15日，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南昌《新江西》杂志（不定期）在出版第3号后被迫停刊，主要编撰人袁玉冰被捕入狱。
1月22日，北京《晨报》特别发表“严重声明”，否认与宪法研究会的关系，表示“本报一切言论，绝对本于所信，完全自由。即经济上亦纯以营业所得为维持，绝对独立。无论何党何派，本报与之绝无丝毫关系。公是公非，断不稍受牵制。”
2月1日，江西人在北京创办的《赣事周刊》因发表批评军阀蔡成勋的言论，被禁止发行。
2月8日，“二七”惨案发生第2天，军阀吴佩孚等就以“鼓动罢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查封了汉口《真报》，附设的《实话报》（或《闲话报》）同时被封闭。《京汉路罢工日刊》创刊，办了一周。
2月26日，设在上海的《向导》周报发行处遭查封。
4月，时逢曹锟贿选总统，林白水在《社会日报》揭露议员受贿丑闻，被监禁3个多月，《社会日报》再次被封。
4月，当局根据《电信条例》拆除了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家电台于1月23日开播，第四天曾全文播送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
8月27日，天津租界的《京津泰晤士报》因反对曹锟贿选，被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8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以泄漏军事秘密罪名，被粤军勒令停刊3天。
10月，上海《时报》因发表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而遭禁邮。北京连日不见《时报》，当月18日《晨报》对此作了报道。
11月，毛泽东等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以“所倡学术不正，有害治安”的借口封闭，只出了4期的《新时代》月刊被迫停刊。
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时曾发表《吾报之使命》社论，表示“始终抱定不要使我们的晨报变成一个商品”，“相信报纸惟一存在的意义，在实行社会教育”，“思想革命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惟一工具，是《晨报》存在的惟一使命。”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4年：《语丝》和《现代评论》问世
笔底波澜
1924年：《语丝》和《现代评论》问世
1924年的中国号称民国，实为军阀的王道乐土，大大小小的军阀裂土为王，分割山河，颐指气使，总统贿选，《约法》无存，泱泱大国烽烟四起，齐卢之战、直奉之战，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这是一个暴力连接着暴力的不幸年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卷头语中说：“我们对现时政局是绝望的，所以只有监视和批评，绝没有什么希冀。我们以为要使政治转机，除非改造社会不可。”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在经历漫长而痛苦的奋斗、摸索之后，着手在黄埔建立自己的军队，迈走另一条改造社会之路。
3月，《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报；8月，胡政之创办《国闻周报》；10月，“国家主义派”创办《醒狮周报》，共产党创办《中国工人》月刊……信奉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派别，竞相办起自己的喉舌，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多元化的报刊争奇斗妍，好不热闹。成仿吾在《创
《语丝》杂志书影
造周报》最后一期发表《一年的回顾》中说：“环顾我们的国事，是非的论争闹得天昏地暗，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5月30日，开书店卖书的常春霖写信给胡适：“刻下先生之杰作《文存》，前次收禁之三部，并陈文存七部，迄今警厅未派人送回，即本区警察仍然探访此书，言此书不准售卖。”6月17日、23日，刘半农（署名“夏”）先后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胡适文存〉究被禁止否？》等文。7月6日，胡适在《晨报副刊》发表他3天前给国务总理张国淦的信，从中我们得知《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甚至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都曾成了禁书，虽然当局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宣布，禁书单却秘密存在。
9月3日，京师警察厅堂而皇之发出布告，“舆论界对于各省军政事项，均应持以镇静态度，不得任意登载”，一语道破玄机。也是在9月，军阀孙传芳从福建挥师长驱进入浙江，一口气关闭了《浙江晨报》、《三江日报》、《新浙江报》、《浙江日报》、《杭州报》、《浙江民报》等十几家报纸，连《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商报》等上海报纸设在杭州的分馆也未能幸免。
胡政之创办的《国闻周报》
禁书单、封报馆，照样是1924年甩在言论史上的真实一幕，是一道道抹也抹不去的伤痕。好在刘半农、胡适他们还能在《晨报副刊》提出公开质疑，当局只能遮遮掩掩，不敢公开承认。
这一年，邵飘萍继续在他独立创办的《京报》纵横论政，激扬文字，批评时弊，指斥权贵，仅一年就发表了不下于百篇的时评、通讯。12月，名垂史册的《京报副刊》出世（孙伏园主编），他还在《京报》一连推出了戏剧、
妇女、儿童、图画、文学、电影、民众文艺等七个周刊，堪称史无前例。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年末，在“万恶贯盈的北京”（郁达夫语）先后出现了《语丝》、《现代评论》两个风格不同却同样不能忘记的周刊。11月17日创刊的《语丝》以刊登杂感、散文为主，其创刊人、主要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他们当时大多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辞》中说：“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78。“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他们的追求。“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我们有这样的精神，便有自由言论之资格；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林语堂进一步说：“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张铁荣选编：《卷地潮声——〈语丝〉散文随笔选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325、327。
《现代评论》创刊号刊头
12月13日创刊的《现代评论》，内容包涵“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学、教育、科学”等等，最初是由郁达夫他们的创造社与太平洋社合办的，实际上主要撰稿人都是北大教授，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胡适等。创刊号简短的“启事”指出：
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一卷上册，页89。
从《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