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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时事新报》出满第五千号，发表梁启超执笔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
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
这些话既是大半生“以言报国”的梁启超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曾是《时事新报》长期恪守的原则。
［记事］
1月，内务部批准京师警察厅进行邮电检查和印刷品检查，以防止过激主义的传播。
2月11日，上海新青年社发行部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经理周少伯罚洋50元，限3天内离开租界。承印《新青年》的印刷所同时被查抄，排印中的《新青年》第8卷6号稿件全部被没收，并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由，禁止在上海发行。两个经理人各罚洋100元。
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
4月18日，在哈尔滨创刊不久的俄文《前进报》主编海特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被捕，6月5日《前进报》停刊。
5月，安徽军阀一次查禁《社会改造原理》、《社会主义史》、《到自由之路》、《新安徽》等6种书刊。
6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罪名撤销《湖南通俗报》主持人所兼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6月15日，该报被迫停刊。
7月15日，少年巴金参与编撰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因发表文章反对四川当局不准女子剪发的禁令而遭查封。
7月，北洋政府内务部批准了吉林《东省特别区暂行取缔报纸规则》，比《出版法》、《报纸条例》更为严酷。
9月1日，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开始在上海发稿，其实是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三方合作反对直系军阀的新闻机构。
10月4日，上海租界巡捕房查抄《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等5人被捕，拘押了2天，后以“陈独秀罚洋一百元充公，抄案书籍，一并销毁”结案。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笔底波澜
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
从文化界到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依然是这一年的主题。2月14日，北京《晨报》报道了“北大新闻同志会”成立的消息，同时刊出三位教授的演说词。徐宝璜称新闻是近代以来世界“新发明的一大武器”，是“无枪阶级”对付“有枪阶级”的惟一武器。李大钊批评新闻界只关注“督军的举动”、“阔人的一言一行”，却漠视“穷人因穷自尽”或“因受环境压迫发生不幸的结果”。
胡适呼吁讨论“社会上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发为有力的主张，这对社会才算有贡献”，“如果把活的问题与真的问题抛开，……谈谈赢余价值，或者捧捧契诃夫、莫伯三，对于社会上事业，一点影响也没有”。哪怕讨论“活的问题”（如总统问题、国会问题等）是有危险的，“甚至于封报馆，坐监牢，受枪毙”，也不能拿空洞的主义来为军阀、政客的报纸“充篇
1922年的胡适
幅”。他之所以要创办《努力周报》，就是身体力行，从关注“活的问题，真的问题”入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以言论影响社会，改造社会。
10月14日，蔡元培、林长民、邓中夏、毛一鸣等作为北京72个团体推出的代表，向北洋政府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政府“顺从民意”，废止剥夺言论自由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出版法》。
10月27日，北京成立了“言论自由期成会”。11月10日，140多位作家、记者出席成立大会，公推大同通讯社的林天木为主席，胡适、李大钊、梁启超等60人为评议员，确定宗旨为：“向国会请愿，废止《出版法》，亦别定保护言论自由条例，实现言论自由。”经费由会员负担，一旦达到目的即自行解散。
武汉新闻界也发出了要求废止《出版法》的声音，10月30日，武汉日报公会召开紧急大会，强烈抗议湖北军阀萧耀南取缔报馆的命令，并决定联合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一致要求废止《出版法》。
在力倡“少数人的责任”、“一打好人”主义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推动下，5月7日，胡适、高一涵、丁文江、陶孟和、罗家伦、张慰慈等知识分子创办的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周报》在北京问世。胡适最终破墙而出，告别了“不谈政治”的自我承诺，开始踏上书生论政的不归路。
5月14日，16位知识分子联名在《努力周报》、《晨报》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发表胡适执笔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包括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文伯、丁文江、胡适。他们中有大学校长、教务长、系主任、图书馆主任、大学教授、医学博士、地质调查所长，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成就的学人。他们的政治信仰不尽相同，比如李大钊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与胡适他们的政治观点也有很多分歧，但这并妨碍他们在政治改革的有限目标方面达成共识，发出共同的声音。
16位知识分子以集体联署的方式公开提出了“好政府主义”，在他们看来，一个“好政府”至少能够：“（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为此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三条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
他们表示，中国之所以败坏到当时的这步田地，原因虽然很多，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呼吁“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第一步也就是呼吁“好人”来建造“好政府”。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页210—214。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他们最后提出“南北早日正式开和平会议”、裁兵、裁官（实行“考试任官”制度）、改良选举制度、“公开的、有计划的财政”等具体主张。
自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联名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不罕见。继胡适等七知识分子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和《我们的政治主张》之后，这一形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重要模式，也是知识分子争取和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途径。《我们的政治主张》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了一块石头，很快就在全国上下引起相当程度的反响。北京有七所高校的校长公开在《努力周报》发表联署声明，支持这一主张。无论是否赞同“好政府主义”，来自各界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围绕着“主张”展开了讨论。邵力子接连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几篇评论、随感。李剑农也在《太平洋》杂志发表政论，对他们的“主张”作出回应。这些文章和讨论深化了16个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难怪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稍微像样的自由主义运动”。
［记事］
2月7日在成都创刊的《人声》报，只出到第三号，就被警察厅以“鼓吹社会主义”罪名勒令停刊。
2月，林白水主办的《新社会报》披露炙手可热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搬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的黑幕，被北京警察厅勒令停刊。
4月30日，《申报》迎来了五十周年纪念，也是史量才接办《申报》十周年，发行量已从1920年的3万份增加到5万份。为此，《申报》历时一年特别编印了装帧精美的大型纪念册《最近之五十年》，邀请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名家撰写文章，详细回顾了五十年来的世界、中国以及《申报》的历史。
5月1日，林白水《社会日报》复刊辞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所以自刑也。”
同日，南昌《大江报》的“五一劳动节特号”尚未面世，就被军阀陈光远封杀。《大江报》、《正义报》、《中庸报》、《匡报》接着也遭查封。
6月3日，上海《劳动周刊》出至41号，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登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等罪名勒令停刊，李启汉被捕，6月9日被会审公堂判处监禁3个月，并驱逐出租界。
6月17日，《广州晨报》主办人夏重民因经常批评据有广东的陈炯明及其部下而遭逮捕，叶举下令将夏毒打后捆绑沉入珠江淹毙，报社被捣毁封禁。
7月初，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杭州观潮日记》一文，语涉浙江军阀卢永祥，卢电令扣留报纸。
8月9日，陈独秀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住所遭查抄。京、沪各报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刊出各界营救通电。8月15日，《晨报》发表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斯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十团体发出的《为陈独秀被捕敬告国人》宣言。18日，“陈独秀罚洋四百元充公”后获释，被抄去的《新青年》等“禁书及底稿等物”“一并销毁”。因为陈独秀手头拮据，9月24日，包括胡适、蔡元培等在内的14人联名在《晨报》发出《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向社会各界发出呼吁。
8月，复刊不久的《四川学生潮》被成都卫戍司令部以“著述思想过新”、“诚恐影响治安”为由查禁。
9月1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多次遭租界和军阀当局的没收、查禁，只能辗转各地或秘密、或公开发行，发行量有限。
秋天，租界当局查封了曾出版过《共产党宣言》的中共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
12月1日，高举“拥护正义，主持公道”旗帜的《晨报》，迎来四周年纪念日，蒋梦麟、余上沅等纷纷撰文祝贺。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3年：“我是不跑的”
笔底波澜
1923年：“我是不跑的”
当北洋政府通过“取缔新思想”议案时，胡适正在住院，外间却盛传他逃走了。为此他在1月7日的《努力周报》发表《“胡适先生到底怎样？”》的短文，直言：
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