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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杭州青年学生创办《双十》半月刊，11月1日改为《浙江新潮》周刊，“提倡人道真理”，“和黑暗、伪道、兽性的势力奋斗”。第二期发表的施存统的《非孝》一文，震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视之为“雷霆风雨”，有人视之为“大逆不道”。勉强出了第3期即遭查禁。
秋天，方志敏在江西弋阳创办《村铁》旬刊，不久即遭查封。
10月25日，北京政府公布了管理印刷营业规则。
11月1日，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等青年学生在北京办了《新社会》旬刊，王统照等参与创办了《曙光》月刊。
12月6日，一批欧美留学归国和国内有志言论事业的学生在上海创办《民心周报》。
年底，创刊不久的福州《福建时报》因为披露一则军队索饷哗变消息，被当局查封。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笔底波澜
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
“五四”余波荡漾，这一年全国各地青年学生新办的报刊令人应接不暇。南京的《少年世界》、上海的《新妇女》、温州的《新学报》、北京的《青年旬刊》、《奋斗周刊》、《醒农》、成都的《四川学生潮》、杭州的《钱江评论》、《浙人》，以及外地在京学生办的《秦钟》、《新浦江》、《新四川》、《教育声》、《四川教育新潮》、《新陇》等，遍地开花，万紫千红。老牌的《东方杂志》也宣布改版，要成为“发表言论商量学术之公共机关”。《时报》、《京报》、《晨报》纷纷推动《儿童周刊》、《儿童世界》，一个“青春中国”、“少年中国”似乎呼之欲出。
另一面，北洋军阀政府对言论的钳制也从来就没有放松过。2月12日，《晨报》刊载了国务院通令全国实现邮电检查的通电：“现在过激潮流深延滋蔓，妨碍地方秩序，影响于国家安宁……为防范过激意见，对于往来邮电各地应施以检查。”7月11日，京师警察厅向新闻界下达了第九十一号《布告》，警告新闻界要“格外审慎，以持平之论调记载真确之事实”，不得“妨碍时局，摇动人心”。
8月1日，胡适和蒋梦麟、李大钊、陶孟和、王文伯、张慰慈、高一涵等七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东方杂志》第17卷16号予以转载。他们开篇即说：“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得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他们所以要郑重提出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就是希望全国同胞起来力争。在关乎“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的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出版自由，然后是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
胡适（后排左一）与杜威（前排右一）、杜威夫人（前排右二）、史量才（前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二）摄于上海
他们呼吁立即废止1914年12月4日袁世凯颁布的《出版法》、1914年4月2日公布的《报纸条例》和1919年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
袁氏的《出版法》把人民著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章、图书的自由都交给了警察和行政官吏，“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
《报纸条例》将所有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言论自由放在了警察官署手里，“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
“《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页207—209。
按照胡适的习惯，凡是他执笔起草而与别人共同发表的文章，都是列名最后的。41年后，他重读这篇宣言，“高一涵放在最后，李大钊居第六位，照这个次序看来，可能是高一涵起的稿。”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页3621。
其时，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想上已经分途，《新青年》群体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主张“多谈些问题”的胡适与信仰“主义”的李大钊同在一份宣言上签名，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从9月1日起，《新青年》在陈独秀主导下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迅速发生转变。1919年11月，陈独秀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了1920年，他就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他在“五四”之后的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的面貌。从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载体，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载体，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一个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青年》时代”结束了，对此，胡适一直深感惋惜。1923年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17。
［记事］
1月20日，周恩来等南开学生组织的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只出了一期，就因为周等被捕而停刊（后来复刊，出到第9期遭查禁）。
2月，国务院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83种。
5月，瞿秋白等办的《新社会》旬刊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随即出版的《人道》月刊只出了一期，第二期未及出版即遭查封，接着出版的《批评》半月刊也未能持续多久。
6月13日，《四川学生潮》创刊，一再受到阻挠和查禁，多次停刊。
7月8日，江西《民报》以泄露军机罪遭查封。同一天，《江声日报》因报道“米谷涨价，民食恐慌”，拒绝交出投稿人而被迫停刊。
7月13日，天津《益世报》被禁止发行。
8月初，胡政之采访巴黎和会、游历欧洲归国不久，即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本报改造之旨趣》，准备革新《大公报》，不料直皖战起，8月12日，他发表启事，离开了《大公报》。
8月9日，北京《公言报》因披露政坛内幕遭直系军阀查封，编辑汪世澄被捕。
8月15日，陈独秀等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界》周刊，当局以“煽惑劳动，主张过激”罪名予以查禁，并密令“缉拿查办”陈独秀等。
9月15日，马千里等在天津创办的《新民意报》，曾连载周恩来在狱中写的《警厅拘留记》、《检厅日录》，还发行了单行本。
9月20日，邵飘萍回国，复活《京报》，继续以“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相期许。
9月17日，湖南各报成立报界联合会，以争取新闻自由为中心目标。
9月，中美合资创办的济南《大民主报》因在评论中批评军阀“惧外仇内”，经理和主笔被捕，经美方交涉才保释出来。
10月，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应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共同派遣，踏上前往红色俄国的旅途，成为“十月革命”后到苏俄采访的第一批中国记者。
12月5日，北京《劳动音》周刊出了5期后遭查禁。
这一年在天津创刊的《劳报》日刊，仅出了20多天即遭查禁。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笔底波澜
1921年：《不自由毋宁死》
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忙于争权夺利，对言论的控制相对有所放松，报刊总数达到1137种。6月6日，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第三届大会致函国务院：
窥维言论、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民国三年所颁行之《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及民国八年所颁行之《管理印刷业条例》等，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自由加以限制，显与《约法》冲突。征之法理，命令与法律相抵触，则命令无效；法律与宪法相抵触，则法律无效。……然自此等诸法颁行以后，言论，出版，集会种种方面居然受其制裁，且因此而罹祸灾者不知其凡几。此真吾国特有之例，无疆之羞，本会认此为切身之害。佥谓在《约法》范围内，该《出版法》等，当然无效，公同议决以后，关于言论、出版、集会等等绝不受其束缚，除通告全国报界，此后誓不承认该《出版法》、《治安警察法》、《预戒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有效外，理合据情通知以免纠纷。
同一天，全国报界联合会发给报界的通告稿《不自由毋宁死》中也断然表明：“凡我同业以后亦幸勿再受此等非法政令拘束”。并要求将通告“务必在各报第一版第一页刊登”。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526 — 527。
这是“20世纪中国罕有的说理透辟、掷地有声的争自由的重要文献”（袁伟时语），不应该尘封在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档案中，而应大力彰显，成为百年言论史上有声有色的一个章节。它上接胡适等《争自由的宣言》，下启新闻界、文化界持续不断、要求废止《出版法》之类恶法的运动。
10月12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脱离正张独立，成为弘扬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潮的一个重要园地，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最初就是在这里连载的。12月1日《晨报》创刊三周年时，在社论《我们对于“人的生活”的责任》中提出，促成一般人对于“人的生活”的认识，是着手改造社会的“根本中之根本”，是《晨报》和言论界的责任，而不是眼前抓住什么主义来应急。谭熙鸿在《晨报的三周年的纪念》中指出，《晨报》“已渐渐的脱离私人式的言论机关的态度，而入于社会式的言论机关的规模”。
12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等访华，史量才在《申报》举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刚才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并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也是这一年，《时报》易主，结束了狄平子时代，但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份曾影响中国报业史至深、吸引过少年胡适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