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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陈氏为此特别之广告，报纸流传，人人知《民报》之名”。
4月2日，于右任等在上海租界创办《神州日报》。
4月17日，清廷批准了御史赵炳麟的建议，23日设立官报局，着手筹办官报。试图通过官报重构舆论平台。
5月30日，主编《万国公报》近39年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谢世。
5月31日，华人席子佩以7。5万巨款，从英国人手中买下了已创刊35年、日出对开3张、发行5000份的老《申报》。
9月4日，清廷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理公使，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复报》、《大江》、《汉帜》、《鹃声》、《洞庭波》、《天义报》、《无政府主义》等7种在日本出版的“悖逆”报刊。
11月13日，卢谔生在广州创办《二十世纪军国民》周刊，公开宣传三民主义，出版7期终以言论激烈遭查封，卢因事先走避，得以幸免。
11月20日，曾风行一时、陶醉过千万青年学子的《新民丛报》出版了96期后黯然停刊。此前不久，梁启超等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月刊，第3期开始迁往上海出版，不过一共只出了9期，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
11月，广西留日学生创办了一份不出名的《粤西》，却流传很广，在日本就有8处代派所，新加坡、河内也有，国内遍及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郑州及广西各地，在清廷派人四处搜查、禁止阅读的情况下竟出了37期。
12月，出版达39年之久的《万国公报》在出完237期之后停刊。
12月，四川留日学生创办的《四川》月刊，仅出了3期就遭日本政府封禁。
陈去病等在汕头创办《新中华报》，出版不久即遭当局封闭。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
笔底波澜
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
1908年11月14日，垂帘听政、主宰一个王朝长达47年之久的慈禧太后一命归西，在她驾崩前20个小时，年仅38岁、在中南海瀛台被幽禁了10年的光绪帝先她而去。广东汕头《双日画报》在刊载光绪去世这则消息时，有提及“为西太后毒毙”一句而被封，发行人曾杏村下狱，经省港舆论界极力声援，一年后才得以获释。74岁的慈禧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死死地抓住权力不放，这个垂而未死的帝国却将随着她的离去而落下帷幕。这一年，发生在言论史上可圈可点的事并不多。
1月16日，民政部、法部将拟定的《大清报律》草案42条联合报请朝廷审批，其中包括：办报须事先呈报备案，否则罚款10—100元；出报前须经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查核，否则罚款3—30元；未经公判的预审事件，外交、军事部门禁止登载的事件，未经阁抄、官报、公报发表的谕旨奏章，以及“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文字，违者处20日以上2年以下监禁，附加20—100元罚款，永远禁止发行等。
3月14日，清廷批准公布了由宪政编查馆修改审定的《大清报律》，共计45条，加重了对“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三类文字的刑罚，改为“处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报律公布前，载沣、张之洞、袁世凯等六个王公大臣曾“详加修补，悉心改正”。可见清廷之重视。
报律一公布，全国报界纷纷发表评论。3月23日，创刊仅一周的汉口《江汉日报》发表《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时评，指出“政府诸公仇视舆论之隐衷，今日已大昭而表示天下”。直斥制定报律的衮衮诸公是“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4月19日，发行量超过万份的《神州日报》发表论说《监谤政策之争议》，尖锐指出清廷颁布报律，“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猖狂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指责报律45条几乎抄袭日本新闻条例全文，“不审国情，不究现势，文不对题，药不对症”。《申报》直斥报律为“剥夺言论自由的官符”，“报馆岂政府之臣属，而可以禁之而不可议政耶”。
无论在报律公布前，还是报律公布后，朝廷钳制言论的手段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了报律这个新工具，禁报、捕人之类更加“合法化”，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因为连载长篇《清国之革命党》（后改《革命党史》），以及从7月29日起刊出《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倡言“归政”、“迁都”、“开国会”等，《江汉日报》被清廷视之为眼中钉。8月13日，军机处致电湖广总督，指控《江汉日报》“词意狂悖，殊足以扰乱大局，妨害公安”，要求按新公布的报律惩处。第二天，《江汉日报》以“鼓吹革命”的罪名被封禁，共出149期，前后还不足5个月。8月1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刊出《江汉日报》被封的消息。8月17日，《神州日报》发表论说《汉口报界之悲观》，对《江汉日报》被封表示抗议。
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指控《民报》每期刊登在封底的《本社简章》及《革命之心理》等文，“败坏风俗，扰乱秩序”，“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下令将10月10日刚出版的《民报》第24期全部扣押，并禁止今后刊出类似文字。当日，日本警视总监转达的禁令送到《民报》发行人兼编辑人章太炎手中。
此举遭到不少留日学生的抗议，有14人联名以“中华国民”名义向日本内务部递交抗议书。21日，章太炎封还禁令，并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表示抗议。23日，章太炎再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予以抗议。26日，章太炎第三次致函日本内务大臣，言辞越来越激烈。对此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之间有分歧。黄、宋认为日本政府对《民报》的禁令，并非永远禁止，如交涉得当，尚可争取日方撤回对《本社简章》的禁令，他们对章太炎图一时之快、不留余地的做法不满。章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11月24日，远在檀香山《自由新报》发表章太炎《报告民报二十四号停止情形》文，声援《民报》。
11月2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民报》案开庭对章太炎进行公开审理，日语流畅的宋教仁出庭担任被告翻译。因“苏报案”而名动天下的章太炎再次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家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他的辩护让裁判长无言以对。第二天继续开庭，章太炎的日本律师花井皂藏等为他作了无罪辩护。12月12日，东京地方法院以《民报》违反《新闻纸案例》作出这样的判决：所刊《革命之心理》文，判罚50元；所刊《本社简章》，判罚50元；编辑及发行人、发行所未作呈报，判罚15元。此案虽以判罚115元而告终，但导致了《民报》的休刊。
［记事］
2月20日，汉口《汉报》被强行查封。
2月，清廷电令驻法公使，要求法国外交部封禁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张继、吴稚晖等主编，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遭到法国的拒绝。10月25日，清廷下令严禁“语多悖逆，昌言革命”的《新世纪》在国内发行。
3月，《申报》创始人美查在他的英国故土去世。3月29日《申报》在刊出这一消息时称他为“报馆开幕伟人”。
6月12日，《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在成都狱中被残杀，身中数十刀，成为继沈荩之后晚清中国第二个言论自由的殉道者。
6月17日，汉口《中西日报》因为报道当地整顿官务有关消息，被罚令停刊7天。
8月10日，上海《中外日报》已日薄西山，汪康年将全部产权转让给苏松太兵备道蔡乃煌。《中外日报》从私人创办的民报变成官办报纸。
8月25日，迫于清廷的压力，以倡导宪政为宗旨、温和的政闻社自行解散，在上海出版的《政论》月刊自动停刊。
10月23日，清廷军机处电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加搜禁，毋任传播”在檀香山出版的《自由新报》，罪名是“昌言革命”、“犯上作乱”。
这一年，广州10家报纸联合组成了广州报界公会。
《笔底波澜》 第一部分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1）
笔底波澜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
这几乎是于右任在言论史上独领风骚的年头。5月15日，他在上海公共租界手创《民呼日报》，日出对开两张，两面印刷，“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报纸还未出版，订数就有几千份，这在当时已是相当大的发行量。《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民呼日报者，炎黄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生活在晚清中国的于右任们眼里，报纸天然就具有监督政府的责任。
于右任墨迹：“当仁不让，见义勇为”
从校对做起的范鸿仙、徐血儿，“是民呼以后各报的社评写作家，他们的文章，都有激昂高亢之音”，“崇论宏议，渐受世人欢迎”。鉴于《苏报》、《国民日日报》等仓促被封的教训，《民呼日报》“对于汉满种族问题，未敢公然言之。至于批评时政之得失及排斥官僚之腐败，则较《神州日报》尤为激烈，以故渐为各省当局所嫉视”。
《民呼日报》致力于揭发各省的吏治腐败，对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严重状况和大小官吏匿灾不报、横征暴敛的恶行，尤其进行了集中的揭露和抨击。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等则恨得咬牙切齿，7月30日，向公共租界当局控告《民呼日报》借甘肃旱灾筹赈、有侵吞赈款嫌疑。8月2日，于右任和陈非卿被拘留，《民呼日报》“外埠邮寄之执照”同时被停止。对《民呼日报》怀恨在心的已故上海道蔡钧家属、安徽铁路公司候补道朱云锦、新军协统陈德龙等也纷纷指控他“毁坏名誉”。
8月4日，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后，于右任被继续收押。8月6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民呼日报》发表《筹赈公所与民呼报之命运》文，7日，刊出启事《正告读民呼日报者》，对清廷地方政府和租界当局“拘本报
《民呼日报》发表社论《恐怖时代之余望》
主笔而禁锢之”，“竟夺本报之发行权，甚至就卖报者手中夺取本报，焚于上海县城门口”等暴行，表示愤慨。大声疾呼“今日世界，犹是一恶浊世界”，并“正告”读者，不要对清廷的预备立宪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8月14日，《民呼日报》在被迫停刊前夕发表了《民呼日报辞世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