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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言论史，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以及那些连名字都已被湮没无闻的知识分子，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从19世纪70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笔底波澜》 总 序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史等。1999年以来，在《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书屋》、《随笔》、《老照片》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万字，广受读者欢迎，作品入选《大学人文读本》等多种选本及山东版高中语文教材。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
《百年寻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叶公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追寻失去的传统》（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偶像的黄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
《发现廿八都》（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
《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等。
《笔底波澜》 总 序名家推荐
名家推荐
百年中国，多少悲壮剧，前人创造了历史；却又多少被遗忘。傅国涌勤奋博学，“百年寻梦”，“追寻传统”，“笔底波澜”，为后人找回财富，激人奋进。
——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钟沛璋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在我看来，在一代年轻的学人中，傅国涌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他的文章带着他特有的思想光彩，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新宇
傅国涌钩沉半个世纪前中国知识界、新闻界旧人旧事的文字，我在今天读来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这种感受的复杂真切远过于读《世说新语》。
——《南方周末》编辑 鄢烈山
傅国涌的文章有内容，有观点，视野开阔，文字晓畅。有些地方用墨不多却意味深长。
——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往事并不如烟》作者 章诒和
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在一个弯弯曲曲的年代，傅国涌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崔卫平
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他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轻柔自然的，没有学问家的卖弄和僵硬；语言也是简洁温暖的，以确切为限但绝不粗陋。
——评论家 李静
《笔底波澜》 总 序精彩段落（1）
本书精彩段落选读
在清廷马鞭所及之处，依然是一团漆黑，没有多少说话的空间。1883年12月20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市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告示禁止：“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假如不是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这一历史文献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暗夜中了。
1900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一是以十万两赏银缉拿“罪大恶极”的康有为、梁启超，无论死活，都“一体给赏”，不求发财的也可以破格升官，总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可见恨之入骨。二是禁止他们的言论，“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如有读者购阅他们的报纸，“一体严拿惩办”。同时严查销毁他们的著作，美其名曰“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康、梁著作统统遭到了焚版、禁售的命运。
1906年7月，清廷颁布商部、巡警部、学部联合制定的《大清印刷物专律》，共6章41条，其中规定地方官员有权查封有关印刷品，逮捕有关人犯，包括“作毁谤之人”、“印刷毁谤之人”、“谤件出版所之主人”、“谤件出版所之经理人、发卖人、分送人”，都要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或10年以下监禁。《申报》为此发表大量评论，予以批评。10月16日，京师巡警总厅奉巡警部命令订立《报章应守规则》9条，包括“不得诋毁宫廷”、“不得妄议朝政”、“不得妨害治安”等等，要求京津各报一律遵行。
辛亥年的中国，虽然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紫禁城并没有预感到王朝崩溃的命运将至，照样是颐指气使，以天下为自己囊中之物，不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1911年3月18日的《神州日报》发表的一幅漫画配了几句话：“志士看报纸竟如毛瑟枪一样”，“官场看报纸竟与眼中钉一样”。
言论自由虽然载入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但并无确实的保障，从民国元年起就危机四伏，血花四溅。1912年12月15日，袁世凯公布《戒严法》，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地区的军事长官，有权“停止集会结社，或新闻杂志图画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说穿了，就是以戒严的名义随意剥夺约法规定的人民权利。
1912年8月30日，天津《民意报》因点名批评袁世凯，袁竟然串通法国驻天津领事，勒令其迁出租界，禁止在当地出版。袁世凯指责《民意报》“措辞乖谬”，“妨害公务”，“咎由自取”。9月23日，京师地方检察厅向北京15家报纸发出传票，以报道参议院秘密会议讨论对外借款条件一事，追究责任，“勒令交出访员”。30日，《中央新闻》等报以北京报界同人名义致函地检厅，声明泄密不是报纸的责任，拒绝交出记者。
1918年10月17日，北洋政府颁布新的《报纸条例》。条例虽然承认报纸抒发民意、传播消息，是传达舆论的机关，“不可不予以自由”。但与袁世凯时代的《报纸条例》相比，只是取消了交纳保押费作为报纸发行要件的规定，禁载事项换汤不换药，无非改动了个别名词，比如将“妨害治安”改成了“妨害公安”等，而且增加了不准“侮慢元首”一项。更严重的是，“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危害时，得以警察处分，停止其发行”。这就意味着警察随时都可以依据《报纸条例》侵害新闻自由。
1925年5月29日，山东军阀张宗昌以煽动纱厂罢工风潮的罪名杀害青岛《公民报》主笔、共产党人胡信之。9月25日《向导》发表的《山东通信》披露，张宗昌曾对济南的报社通讯社记者作了这样的训话：“今天我请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有那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不久，济南半数以上的报纸都被迫关门。
1926年7月14日，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第163期卷首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新闻界，日在中外官厅控告、逮捕、罚金、监禁、枪毙、封禁报馆、干涉言论及记载的状况中生活”。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头版显著位置，郑重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提出了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四不”言论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笔底波澜》 总 序精彩段落（2）
1929年新年伊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于1月10日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议案者”，都是“反动宣传品”，属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列。党天下的时代，“反动”帽子满天飞，不臣服在一党之下，就是“反动”。
1930年1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共6章44条，推行出版登记许可制度，对出版内容更有种种限制，所谓“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妨害善良风俗者”等，无非是以一党之私，钳制天下悠悠之口。
1934年这一年是在史量才惨遭暗杀的悲泣声中落幕的，独立的舆论力量令独裁者望而生畏，《申报》走到了它的顶峰。徐铸成《报海旧闻》中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尽管蒋介石以卑鄙手段扼断了史量才生命的喉管，却没有阻止活着的人们继续争取言论自由。12月10日，离史量才被杀还不到一个月，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等24家报纸、通讯社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开放言论的三点要求：一、检查新闻纵不能取消，应遵照中央颁布标准，审慎实行；二、对新闻机关和新闻记者的处分纵有言论失控，请依出版法和普通刑法制裁，不必施诸非常手段；三、以前被停闭、拘禁或其他处分的新闻机关和记者，如不是以暴力及暴动为背景，请一律开复。
1935年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