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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
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
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
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
，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
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
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
，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
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
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
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
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
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
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
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
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
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
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
。……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
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
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
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
。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
，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
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
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
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
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
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
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
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
“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
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
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
，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
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
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
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
，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
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
、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
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
、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
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
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
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
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
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
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
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
，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
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
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
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
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
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
”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
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
《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
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
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
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
《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
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
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
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
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
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
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
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
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
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
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
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
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
《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
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
，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
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
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