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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夫望着阿里亚辛，皱着眉头，默默不语。
“您以为我不会沉默，而且神经不正常吗？够啦，检察院折磨我够啦！对您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这就麻烦了，”古罗夫轻声说道，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认为，你们这一代人中的傻瓜已经绝迹了。您一定会说您要向检察长控告呢。”
“我先不说，但控告是一定的。我不会白白地自动开车到这里来，应该把您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才行。”
“真的很遗憾。”古罗夫点了一下头，仔细看着小伙子虚胖的身躯，那小子大概不超过三十岁。“您要是反抗，我就狠狠地抽您一耳光。别装糊涂了，也许您的时间多得很，可我的时间却很有限。”
古罗夫很少不讲方式地同人谈话，更不用说粗暴了，但在坐在身旁的小伙子身上，似乎有点什么使他特别生气，所以他火了。不过他觉得很羞愧。他非常清楚地看到阿里亚辛在故意逞强、硬充好汉，其实那只是一种虚张声势，事实上小伙子非常胆小，已经惊慌失措。
“好，”古罗夫掏出香烟，建议阿里亚辛也抽一支，但他表示拒绝。“我不该用那种口气同您谈话，我向您道歉。我们从头开始吧。您哥哥阿纳托里·费多罗维奇·阿里亚辛是被人用自动枪打死的。人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把一个人打死的。当然可能是误伤，是酒后伤人或者生气杀人。您哥哥领导的那家银行，已经破产，无力还债。对吗？”
“我是董事，但这种说法，纯属虚构。我从来没有作过任何决定，只是完成哥哥委托我办的几件事。”阿里亚辛改变了想法，从摆在桌上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抽了起来。
“您是否知道有人要求您哥哥赶紧还钱，对他进行威胁？”
“这一点怎么不知道？”阿里亚辛愤怒地说道。“经常有人威胁他，向他提出要求！”
“您哥哥死后，您是他的继承人吗？银行欠了这么多人的债，您打算归还吗？”
“这取决于中央银行是否支持我们以及债主们是否同我们清算。”
古罗夫明白这样谈下去又错了，因为他对银行工作一窍不通。
“我不懂你们的事。”古罗夫停顿了一下，也抽起烟来了。“我知道已经给您提出了一些条件，您能满足这些条件吗？或者总的说您打算这事怎么办？”
“乱弹琴，我什么也不知道。”
“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他们在最近就会杀死您，”古罗夫冷漠地说道，“最近几天就会进行。”
“从哪里知道的？”阿里亚辛呛住了，用手帕擦面庞。“您错了。我的死，对贷款人不利。”
“我也是这么看的，但他们的观点不同。”古罗夫把户外监视所拍下的照片放到桌上。“您认识这些人吗？”
希望阿里亚辛认出某个跟踪者的机会是很小的，但要使小伙子开口，而别的办法古罗夫又没有发现。阿里亚辛仔细察看那些照片，翻来覆去地看，同一张照片看了两次。显然他认出了其中的某个人，但他故意拖延时间，仔细考虑回答。
“我不明白，杀死一个欠债者有什么意义，从死者的身上你不是什么也得不到吗？”古罗夫沉思着说。“杀死您哥哥，那是为了吓唬您，他们以为您会赶紧还债。您指望什么，您的贷款人追求什么目的，我不明白。要不您同我们开诚相见，我们合作；要不我离开这个案子，您自己单独解决您的问题。我要说您活着的机会，我看只有百分之一。您不要太天真，谁也不会允许您出国。我指的不是民警，也不是边防监督站。”
第三章
波里亚①·加依一九五五年生于旧莫斯科市中心，准确点说是从阿尔巴特广场开始，终于地铁“克鲁泡特金”站的果戈理街心花园。波里斯是一户殷实人家的独生子。这一家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在那些年里，它算是豪华阔气的。那座房子虽然陈旧，却坚固得出奇。
①波里斯的小名。
整个房屋是一位大工业家修建的。他将房间出租给一些有钱的阔人，这些人就一直住到布尔什维克到来。房屋的主人、住户，都像古老的家具、正门楼梯上的地毯、看门人以及阔人舒适生活的其他用品一样，消失得不知到什么方向去了。其实那方向倒还是可以猜想出来的。有的逃到了西方，大约一半住户死在内战时期和同革命敌人斗争的年代里，其余的则分散逃到了乌拉尔。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个辽阔的国家。
他们在这幢房子里共同过着正常的生活。波里斯的父亲出生在曾经住过女仆的一个小房间里。父亲名叫彼得·伊凡诺维奇，是人民敌人的儿子，但这个“敌人”却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位工程师，在机器制造业工作，因此他没有被消灭掉，而是受到直接“控制使用”，也就是说波里斯的祖父仍然当工程师，不过是在铁丝网内。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也好，法西斯分子也好，在两种制度之下，都存在一个概念“有用的”。波里斯的祖父就是一个“有用的”人民敌人，他活到了平反，但孙子出生不久就死了。
在解冻时期①，也就是波里斯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浪尖上，这一浪先是把他扔到了共青团的工作上，后来又把他抛到了党的工作里。对于党来说，波里斯的父亲是一位无人可以替代的人物。他勤奋、办事认真，没有一点自尊心和虚荣感，他知道自己的地位：对上热爱，对下轻视。他不以聪明出众，但也不很愚蠢。彼得·加依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良心而工作的，他从不炫耀遭到镇压的父亲的经历，认为他的恢复名誉是党的功劳。
①指斯大林去世以后的那几年。
波里斯的母亲，年轻时是个乡下的美人，是从喀山车站来到莫斯科的。她有中学毕业证书，被安排在建筑工地上。由于她的外貌引人注意，她没去爬建筑木料堆，而是负责订购衣服，和队长们卖弄风情。纳斯塔西娅·伊凡诺夫娜幻想嫁给一个莫斯科人。纳斯佳②的娘家人都在唐波夫省的穷乡僻壤里，所以这位姑娘是个典型的农村美女：黑眉毛，蓝眼睛，脸蛋绯红绯红的，拖着一条淡褐色的辫子。不知道是外婆还是老外婆在作孽，很可能是老外婆，只是纳斯佳虽然长相美、外表朴素，但人却很聪明，而且态度客气，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女人的外貌变得非常精致，有了内在的高尚气质。
②即纳斯塔西娅的小名。
如果一个乡下姑娘和阿尔巴特大街上地道的莫斯科人结婚，那么孩子出生以后，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就相互颠倒过来了。父亲是个典型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可母亲却是一位英语教师。一个能读莎士比亚原着的漂亮女人，她看丈夫如果不是居高临下的话，那也是带有几分同情的。
波里斯的成长既不是依赖妈妈，也不是依靠爸爸，而是像许多城市男孩子一样，是自行成长起来的。他中等个子，身体结实，一张俄罗斯人的面孔，活像他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一心一意迷恋体育、音乐、女人。他学习是为了摆脱别人的纠缠。波里斯没在任何方面取得过显著的成绩，只获得过田径和拳击的三级运动员称号。弹过吉他，先是弹奏那些年流行的奥库夏娃的作品，后来是演奏维索茨斯基的作品。他喜欢喝酒，而且很能喝，知心的朋友他没有，但一般的男朋女友却多得不知其数。
波里斯中学毕业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在旧广场上的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了。尽管彼得·伊凡诺维奇·加依只是一名普通的检查员，凡是记得当年情况的人都知道，中央委员会里一名最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位大人物。果戈理花园街上的房子，进行了改造，所有的套房都住满了人。彼得·伊凡诺维奇不想去住新的建筑，在原来的房子里得到了一套经过改建的三居室。
波里斯的房间，在门口左边，而父母亲的房间在里面，所以这小伙子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他没开后门，也没作重大努力就进了一所大学的法律系，过起了普通的大学生生活：平时蹓蹓跶跶，考试时拼命地干。他是相当不关心政治的，但与父亲的交往，与父亲同事们的交往，使这个小伙子产生了对政界的厌恶。他是个相当不蠢的现代青年，相当的厚颜无耻，自己的感情从不外露。他入过团，该投票就投票，该支持谁就支持谁，像他父亲一样，并不主动。直到二十岁那年，波里斯才开始显露出个性来。原来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学家，喜爱权力与金钱。大家都知道，这两种癖好，多数男人都有。造物主给了他出色的观察力，善于理解他周围的人，并且具有一种青年人罕见的品质。波里斯敏锐地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不同的，每个弱者有强处，而公认的领袖也一定具有缺点。
他常常一连数小时听父亲和同事们谈话。这些党的“领导人”对小伙子的态度既嘲讽，又是庇护的。他们有时开玩笑说，你，波里斯，好好听着，学乖一点，别特别去钻，我们并不喜欢聪明人。你扫盲班一毕业，我们把你要过来，你就会成为聪明人、强有力的人，你可能会得到权力。权力并不在头头手里，头头只是一些人手中的玩具。真正的权力在中层人物手里，那些人不骄傲，但关系很广。波里斯赞同地点头，但心里却总要加上有钱人。你们的车子、别墅、特殊供应有一天总会收回去的，可巧妙地挣来的钱却会留下来。
请你们注意：波里斯·加依是在八十年代初这么议论的，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戈尔巴乔夫，更没听说过改革，甚至联想也不可能想到的。他本能地有着预感，以后很久，回头想起来，生活中许多行为，而且是决定性的行为，他都无法解释。
大学毕业以后，父亲的一位朋友邀他去中央委员会工作。许多人对去区党委，更不用说去市党委工作，都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可波里斯·加依对如此诱人的建议却加以拒绝，说他还不行，所以留下来读研究生。他当时就清楚地懂得法学硕士生本身只是一块空招牌。加依想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助手。而要当助手，父亲的关系和学位则是有利可图的结合。年轻的硕士生被安排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总务局工作。这是一个不大的职务，但很有油水可捞。波里斯·加依不签署分配物资的文件，但站在直接分发物资的窗口旁。在这里他对人的理解、关心成了他无法估价的品质。他能从领物资的人中嗅出：谁站的地位低，但处在向上升起的升降机中，而谁虽然现在地位高，但他的梯子正在往下走。他开始编织有用的关系网，收取礼物，大发横财了。领导很快就发现了这位年轻官员准确无误的嗅觉，开始邀请波里斯上他们的办公室去，在那里解决谁的请求应予批准，谁的应该缓批的问题。不久他们就给加依提供了一座不大的国家别墅，尽管按级别他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波里斯居然拒绝接受，理由是他不应该享有这种特权，而且他不希望引起同事们的忌妒。于是他在一个很知名的地区弄到一块地皮并被批准允许他自费修建一座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