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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早就走到目的地，仔细察看即将进行的工作面，然后分配自己的士兵，丹尼中士的第一件工作是给自己找一个掩体，也就是在悬崖之中找一个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防卫的地方。他不是哲学家，没有政治眼光，对生活的理解很简单，所以对阿富汗人没有个人的仇恨。他们没有请我们来，我们却来了，我们希望他们过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生活，可他们却不愿意。而这里还有真主与基督相混的问题，一般说来这种事是不可理解的，他们说他们没法子解决那个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请问我们为什么要爬到这里来，这里又有谁需要我们呢？
离复员还剩半年的时候，眼镜蛇奉命去清除山间道路上的障碍，工作非常普通。
丹尼没有听到枪声，但从警卫队一名中尉的倒下情况来看，他明白最坏的事情开始了。一小批工兵和战士在一条狭窄的公路上，很像在棋盘上排成一列的玩具卒子，只有没有手的人才会打他们不中。魔鬼都会开枪。实际上把所有的人都消灭以后，他们才从悬崖上纷纷走下来。
眼镜蛇的自动枪摆在一边，他甚至没去想它了。他站在悬崖附近抽烟，冷漠地望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个被打死，指挥这支队伍的是一个大胡子田径运动员，但负责的显然是另一个人，一个中等个子的欧洲人。他没有开枪，没有叫喊，而是像主人一样，环视着战场。欧洲人望了一眼正在安然地抽烟的眼镜蛇，对那个正在指挥的田径运动员说了句什么。那田径运动员马上喉音很重地叫了起来。阿富汗人急忙捡起扔在路上的工具，开始上山。欧洲人走到中士身旁，同他说了句什么话，于是丹尼不仅没有被捆起来，而且让他背上五支自动枪，再加上一包炸药。他走得很自由自在，大约走在这支不大的队伍中问。这支队伍拉成一条散兵线，走在这勉强看得见的山间小道上。他们走了三天三夜，中间只短暂地休息几次。
就这样眼镜蛇第一次认识了阿巴。生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有好多年。后来阿巴不止一次地感激命运和自己的洞察力。正是它们暗示他：这个年轻的俄罗斯小伙子长着一对死人一样的透明眼睛，在自动枪枪口下不动声色地吸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
在山里，丹尼住在一间石头砌成的农舍里，那里有一口灶，眼镜蛇就是用它来煮东西吃的。他睡在一块硬板子上，上面盖着显然是从俘虏身上脱下的破衣，没人守卫，不过无处可逃。当然，他可以确定苏军在哪个方向，所以如果照直走去，最终是会找到自己人的。不过，对于眼镜蛇来说，到底谁是“自己人”呢？主要是走到他们那里的机会，实际上是一点也没有的。在此以前他已经知道那个外国人的名字，虽然他的民族确定不了，但他肯定不简单。俘虏的自由显然是受到监视的，那不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圈套罢了。眼镜蛇有一次问阿巴：
“您对我有了固定的看法了吧？我们什么时候坐飞机离开这里？”
“一切都有它自己的时问。您祷告吧，求你们的人别把我打死。要是我死了，您会跟着我死去的，而且只会死得更惨。”阿巴回答道。
“我说过，对于我来说，没有你们和我们之分，我就是我，”眼镜蛇说完就回自己的洞穴里去了。
一天以后阿巴带着一个阿富汗人到屋里来找他，他们交谈几句之后，那个当地的土著解开两手捧着的一个袋子，从里面取出一个人头来。
“你认识这个人吗？”阿巴问道。
屋里昏暗不明，那人头满是血污。眼镜蛇说：
“您拿到亮处来看，我搞不清。”
那阿富汗人把人头塞到眼镜蛇手里，说了句什么话就走出去了。眼镜蛇走到户外，在不远处的水桶里把人头洗干净，用抹布把它的脸部擦干，然后把人头放在悬崖的突出部上，仔细看了看就走开了。这时他很像一位画家或者正在寻找最佳肖像画模特的摄影师。
阿巴注意观察丹尼，默默地在抽烟。
“他的姓名我不知道，我觉得是二连的司务长，他们驻扎在与我们的毗邻处。”
“他是侦察员吗？”阿巴问道。
“我看不是，”眼镜蛇回答说。“我认为他是一名普通的野战军官。”
“关于他的情况，你不能再多讲一点吗？”
“不。”
“好，您把它埋掉。”阿巴好奇地望了他一眼就走了。
眼镜蛇在悬崖中间找了一小块土地，挖了一个坑，把人头埋好，就开始准备中饭。他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所以没有回头，表现与往常一样。
又过了三天，营地里带来了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那孩子十岁左右，也许稍稍大一点。眼镜蛇是从远处看见他们的。阿巴又出现在棚房里了。
“他们抓住一个俄罗斯上校的妻子和儿子。上校在战斗中牺牲，没能把他运走。他们想把那女人和她的儿子送回去。我们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您可以做到让车子开到俄国人那里就爆炸吗？”
“一开到就爆炸吗？”眼镜蛇反问了一句。“不。如果装上时钟装置，它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工作。车子将停在哪里，不知道。可以做到这样：一打开前罩或者行李舱，车子马上就爆炸。我现在没有那种远距离操纵装置。所以您安排的这幕戏，我无力扮演。”
“如果这将决定您的生死呢？”
“您听着，少校、上校，您事实上是什么人，我并不知道！”眼镜蛇发火了。“我的生命怎么也同我的技术联系不到一起的。不要吓唬我，您可以相信，这样做，毫无意义。总的说来我在这个洞穴里已经呆厌烦了，天天夜里挨冻。我就是这么个人，你们要，就把我带走！”
“您是个怪人，瓦季姆。”阿巴沉思地望着他。“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可我无法理解您。”
“我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像车辕一样简单。”中士回答道。
几天以后，眼镜蛇被转到了战俘营，那里有普通的营房、双层床铺，伙食开得不错。那里有各种不同民族的人，他们分成若干小组，相互用本族语谈话。也有十来个俄罗斯人，在他们中间眼镜蛇很快就发现了三个窃贼，他们并不特别难找。他们都采取一副挑衅的样子，大声说话，炫耀自己身上刺的花纹。他们应该被安排在房里的马桶边上才好。他们中的一个个子高，身体虚胖，一头红头发放着光，第二天就走到眼镜蛇身边，漫不经心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你好呀，小伙子，我觉得我们的人又多了一个。你是投降的，还是受伤被俘的？我是这里的老大，你心里有什么就向我报告吧！”
眼镜蛇发现那小子的朋友们正在注视他们谈话。当时谈话是在院子里进行的，不远处站着一个手持自动枪的哨兵。眼镜蛇一句话也没说，就狠狠地抵住窃贼的喉咙，抵住喉节下面的凹处。那小子的嗓子马上就哑了，吐了一口痰以后，就跪了下来。眼镜蛇绕过他，朝俄国人住的“区域”走去。其中的一个俄罗斯人显然是一名军官。
“好斗的公鸡们，你们之中有谁在营区内喝过稀菜汤？可以谈谈吗？”他望着那个军官。“你是共产党员，还是在共青团里生活？我警告你们，谁要是爬到我的身边，我就打死谁。”没等回答，他就沿着篱笆走去。
俄罗斯人没再接近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有两次企图同他谈话。眼镜蛇只说了一句“滚开”，他们就没再打扰他了。
审问开始了，他们说话基本上是很客气的，不过打了他三次，他两次倒地，都爬了起来，拒绝继续谈话。
一个星期以后，阿巴来了，他像对老朋友一样对他微微一笑，然后问道：
“怎么样，暂时还活着吗？”
“对我怎么办呢？”眼镜蛇大吃一惊，似乎谈话不是在集中营里，而是在休息室进行的一样。“伙食还算过得去，人可坏透了，都是臭狗屎，所以我同谁也不来往。”
“我知道。听说你在这里有了威信。”
“我是动摇不了的。我等着你们作决定。我以为，官僚主义只有我们苏联有，在美国决定问题会快一些的。”眼镜蛇说道。“检查证件是空劳神，人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检查得出来。”
“为什么你认为我是美国人？”
“你总不是通古斯人吧。你是特务，中央情报局或者什么别的机构的人，反正我无所谓。”
他们坐在审问室里，那里有一张桌子，三把椅子，一张沙发。警卫员弄来咖啡、夹心面包，一瓶酒和几只杯子，还有一瓶冰。
“你说过你无所谓。我却不喜欢无所谓的人。”
“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喜欢女人、好的衣服、食物，也喜欢舒适，虽然在生活中，好的东西我见得很少。”
阿巴有过很多名字和姓，列举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他是好几个国家的国民，就职业而言，他是招募者，不止为一个特务机构工作。这些机关对这一点很清楚，因为他们喜欢他这样干。他并不搜集秘密情报，除了人之外，他没有什么可交易的。主要是恐怖分子，必要时他可以把他们卖出去。他是一个优秀的代理人，对人具有超常的嗅觉，不仅可以发现人们隐藏的缺点，而且可以把那些没有表现出来的潜力和有时连本人都不知道的才华都能发掘出来。
早在悬崖底下阿巴马上就看上了这个俄罗斯中士。但这位经验丰富的特务非常明白，最有前途的人是需要进行艰苦的工作和长期的教育的，只有过了几年之后，才可以成为高级专门人员。教会一个人掌握最现代化的爆破方法，问题不难，更何况这个人已经熟悉炸药呢。俄罗斯人有一些严重缺点：文化水平低，语言不懂，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他连一种语言都没掌握好，不能进行交谈，而且永远都是俄罗斯人。他的优点很多：机智、勇敢、灵活，而且纪律性强，不爱虚荣、要求不高，有耐性，善于等待，对待金钱态度很平静，似乎他是在富裕之中出生、长大的，尽管阿巴已经知道他是在贫困之中出生、成长的。最主要的是他天生感情极其贫乏，对别人的生活漠不关心，就是对自己的生活，他也相当克制，尽管自我保护的意识还是有的。这种人在宗教狂中常常碰到，但阿巴不喜欢这种人，他避免同宗教狂工作。他们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像狗一样，带着炸药直往坦克底下奔去。宗教狂准备在罗马教皇的怀抱中高高兴兴地飞到空中。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离梵蒂冈许多公里之外被捕，而对多年长期的工作，他们又完全干不了。
“我不是美国人，与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阿巴说道。“你还得耐心等下去。”
“你听着，我不管你真的是什么人，”眼镜蛇回答。“我希望你相信我，并且尽快把我从这里带走。我明白检查需要时间，好酒总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你使我感到震惊。”阿巴斟上威士忌，往自己的杯子里扔进几小块冰。“你从没喝过好酒，你根本没有好奇心。”
“我从不企图做我不能做的事，不打听比我应该知道的更多的东西。我善于忍耐，我们共产主义建设者的血液里有耐性，是和母亲的奶水一起喝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