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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然后像外国人那样搔脑袋。同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女人，她是他的翻译，向我解释说这位先生来自境外，不懂俄语。我一看他的穿着不同于我们，手上戴着手套，拿着一根漂亮的棍子，满脸笑容。”
“也许就是他呢？”克里亚奇科问道。“手套、手杖、外国衣服，人人都是可能有的。”
库兹金尴尬起来，说道：
“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是认真的人，我错了。我那天像挨了打一样，这样的情形很少有，但发生过。我认错人了。你们开始提起这些往事，说出了眼镜蛇的名字，我便想起来了。”
“我们不谈这事吧。”古罗夫看到老民警对这一谈话感到不快，而真相又不可能查清，于是说：“伊凡·米特罗范诺维奇，丹尼的老朋友中，现在有谁在城里露过面？”
“我已经离开了，不过听说我们那里来了许多做生意的，老的人已经没有了。瓦季卡天生是个金发男子，可现在却染成了另一种颜色。”
“桑采沃有土匪吗？”克里亚奇科微微笑着问道。
“多的是，不过多半是青年人，四十左右的人，都经商去了。”
库兹金一走，斯坦尼斯拉夫就对这次谈话作了总结。他说：
“东西也很多，能抓到手的却没有。眼镜蛇…丹尼完全可能活着，而且与我们所要找的恐怖分子很相似。他过去当过土匪，后来又是工兵爆破手，在十五年之中，他愿意变成什么人，都是可能的。又是死去的阿基姆当着哈里托诺夫的面，把一个陌生人叫做眼镜蛇。即使我们找到他的照片，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多少年过去了，人的风度、肤色，一切的一切都变了。他总得有个地方住才行。搜查旅店吗？即使迫使所有街区的派出所……”
“空的，”古罗夫打断他的话。“瓦列京娜看见的护照，早已销毁了。他可能住在宾馆里，但我们不知道找谁。我的看法是：他不会去宾馆，也不会装外国人。”
“他说话带口音。为什么我们不问问瓦列京娜·谢罗娃呢？”克里亚奇科表示惊讶。
“因为我的俄语说得好，”古罗夫带着口音说道。“他给我们扔来一块骨头，让我们去找。我请教过，俄罗斯人也常带口音，但不是在这样的期限之内。你还没说把那两个女人藏在哪里了。”
“我没藏，她们有朋友在彼得堡，是到朋友那里去了。”
古罗夫坐着沉思，不满地皱着眉头。克里亚奇科也没说话，情绪糟透了，似乎一点希望也没有。如果不是有爆炸的威胁，有死人的危险的话，老实说，斯坦尼斯拉夫对于恐怖活动的政治后果，是不屑一顾的。报纸他已停止阅读，电视辩论，他也听得不专心，似乎人们说的全是一样的话。斯坦尼斯拉夫非常理解倾向共产党人的那些父母亲们。一想起年轻的时候，人们总是感到激动不已、兴奋异常。他自己也觉得过去有政治局，生活轻松些。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那时的犯罪率简直少得可怜，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就是刑事犯罪分子，也似乎是一些可以理解的人。他明白，所有这些都是自我欺骗和谎言，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回到旧的生活中去，但今天的统治者们也把局面弄到了白热化的地步。特别使斯坦尼斯拉夫生气的，是那些自以为是，心满意足的人们，他们相信自己正确，把他，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叫做选举人，不容分辩地硬说他是如何如何对待什么的。人们为夺取自己的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疯狂，倒并不使他这个刑警震惊。在工作的这些年里，毫无天良的残暴的人，他看得太多了。诚然，他的顾客为了取得多余的一块面包，常常冒着失去自己的自由，有时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可这些人却是不冒任何风险的。
“别去想，斯坦尼斯拉夫，别去想他们，”古罗夫说道。“我们努力为人们工作，的确，人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好处一年比一年少。而如果考虑俄罗斯的命运，那你就会憋死，最好的结果是变成酒鬼。每一个人都该钉上自己的一颗钉子，而不必考虑房顶会往哪一边倾斜。如果每一颗钉子都钉在良心上，房子就会造得很牢固。没有我们，旁观者和思想家都多得很。”
“你在说服谁呢？是我还是你自己？”古罗夫猜出了他的想法，于是斯坦尼斯拉夫感到十分尴尬，好像他干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而被当场揭穿了似的。
“两个都包括在内，密探先生。你想出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恐怖分子的办法没有？我们干得不好，老是东奔西跑，应该制订路线，集中注意力。”
“对不起，你该去杜马了。那里的人喜欢提出任务。但谁也不知道怎么去完成这些任务。我给你列举一些方案，你给我确定其中的一个，然后告诉我是哪一个。”
“你潜下去吧，这里水不深。”
“你要引用经典作家的话，那就要引原着。”斯坦尼斯拉夫说完，古罗夫也忍不住笑了。
“找到他睡觉的那只枕头。”克里亚奇科开始说道。
“有意思的想法，主要是新鲜。”
“找到人和将要运送炸药的渠道。”
“或者已经运送过了。”
“不，列夫·伊凡诺维奇，同我们打交道的人很精细，不慌不忙。他刚刚换了隐藏的地点，还没有可靠地安顿下来。你说的对，他在莫斯科应该有一条联系渠道，而这条渠道是在转交钱的时候得到的。阿基姆—廖恩奇克和瓦列京娜都是他主动联系的。我们的顾客（他过去也是我们的顾客）有一条很庸俗的谚语：宁要旧鸡窝，不要新鸡婆。但他自己却戴上假发。戴假发是他不大聪明的证明。他受到一个愚蠢想法的诱惑：在莫斯科住下来。他很狡猾，而且非常小心谨慎，他想绕过准备好的渠道，建立自己的渠道。”
“是你自己号召说具体的。”
“他是企图确定恐怖活动的目标，选择地点。”
“比如说地铁。莫斯科总共有两个地铁站。你在一个里面执勤，我到另一个车站去执勤。”
“地铁原则上可以排除。”
“为什么？”古罗夫有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在检查自己。
“人家给他付钱，是要他制造一起引起轰动的大事故。而发生在地铁里的各种不幸事情，很遗憾，在全世界几乎无日无之，已是家常便饭。而且这些不幸不是发生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而是在地下，可以不让新闻记者和电视进到那里去。再说事故发生的原因也可以歪曲，再加上交通不畅，停电等等。所以我认为地铁不符合我们的犯罪分子的要求。”克里奇亚科总结说。
“我同意。”古罗夫简单地回答，尽管他是可以补充朋友的说法的。“他需要灯火辉煌的地方，好让大家看得见，然后通报全世界。运动场、市场、群众游园大会，在露天里不管你怎么爆炸，受害范围总是地区性的，很有限度的。”
“很难想象人的大脑会想出什么来。眼镜蛇当然是没有脑子的，不过他有……”斯坦尼斯拉夫前言不搭后语，沉默下来了，后来他说：“可能是一家大商店，市中心的。他不是在中央百货公司旁边拍过照吗？”
“我日夜都在想这些照片，”古罗夫表示赞同。“我认为他拍下卖冰淇淋的女人，确切地说是拍她的手推车。推着这样的手推车愿意去哪里都是可以的。在这个地方是允许做买卖的，也可能不允许做，特别是今天可以降低价格，吸引顾客的时候。”
“对，不过不会允许中年男子这么干。女人、年轻人可以，但不准成年男子这么干。上校先生，我们两人又发长篇大论了。必须集中起来，可我们却越说越没边了。”
“我不知道！”古罗夫从桌旁走出来，开始在办公室里大步走了起来。“我不知道！找到魔窟，或者照你的说法，找到他睡觉的枕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查出他的联络员，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全世界的警察和反间谍工作者都在解决类似的任务。确定他瞄准的靶子，在发射前一秒钟拿掉他的手枪，那就非常漂亮。可这一点怎么才能办到呢？”
“我们已经说好，什么事该做，由我来确定；怎么做到这一点，则由你来给我解释。你别发疯，我们吃饭去。”
“我不去。我什么也咽不下。他是谁，我们不知道。”
“假定是丹尼·瓦季姆·列昂尼多维奇，一九五五年出生，身高一米七六，褐色头发，浅色眼睛，椭圆形的脸，特殊的特征他没有。”
“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弄出他的相貌的文字说明来呢？”
“回答，还是不值得回答呢？”克里亚奇科关心地问题。
“别墅。部长的郊外别墅，具有法西斯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客们经常在那里集合。阿尔焦姆在那里，但他不吭气。”
“政客们都是一些饶舌的人，他们正在瓜分一头活熊的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与恐怖分子有关系，不会去充当他的联络员，这一点你是很了解的。阿尔焦姆只是一名普通成员，的确，他与苏霍夫少校经常有接触。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但只在获取现金时他才受到重用。”
“可巴维尔·乌索夫是个善于侦查的人，但他被调出了别墅，似乎他们打算推举他当杜马代表的候选人。他是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人，一个优秀的秘密工作者……”
“也是古罗夫个人的死敌，”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你看，组织对你的暗杀，乌索夫是可以办得到的，可他却不适合与秘密的恐怖分子联系。他太暴露、太声名狼藉了。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那么，保卫局过去的上校叶戈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雅申倒是比较合适一些的。但他已经被搞掉了，被送到了暗处，大家都把雅申忘记了。”
古罗夫注意望着朋友，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但他却反驳说：
“雅申是个胆小鬼！”
“联络员需要的是爱虚荣，渴望恢复过去，卑鄙、不讲原则，而不是勇敢。”
“怎么才能接近他呢？”
“你同他的情妇维罗尼卡·日丹很熟。她是个性格倔强的女人，但酷爱男人，而你又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别说蠢话！下令立即检查，看雅申在最近几个月里是否出过国境。”
“你的话真说得好，出国境！早就没有任何国境线了！”
“呼叫阿尔焦姆，进行联系。他已经沉默两天两夜了。”
“别去打扰他，列夫·伊凡诺维奇，”克里亚奇科表示反对。“阿尔焦姆是个有水平的刑警，既然没打电话来，那就是说他认为没有必要。”
“好，那就等吧。”古罗夫表示同意。“你去查清楚，雅申生活得怎么样，你甚至可以同他会会面，谈一谈，斯科普被杀一案不是还没公开吗？如果我决定去拜访日丹夫妇，你似乎得为我作点准备。我马上去中央百货公司，再一次看看正在受到追查的恐怖分子到底可能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绰号眼镜蛇的瓦季姆·丹尼，正在中央百货公司里面徘徊，倒不是在想即将进行的爆炸，而是在回忆青年时代，回忆多年前这个商店是个什么样子。他，瓦季卡，当年喜欢在这里买冰淇淋。那种可口的冰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