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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喜欢，同他们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这家赌场并不过份豪华，两个大厅都是由土耳其一家公司装修的。加依认为赌场应该有平静、舒适的环境，互相尊重、友好的气氛。姑娘们很中男人的心意，但男人不同女人竞争。加依并不天真，他明白这一切取决于服务人员的文化程度。而文化这种东西是天生的品质，可这种品质几十年来在俄罗斯已被消灭殆尽。他打算不慌不忙地去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并尽可能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
大家知道，通地狱的道路是用崇高的美好愿望铺成的。加依也没有避开这条道路。考虑到原来老板的民族性，在赌场工作的，许多都是高加索人。剧院从挂衣架开始，赌场则从看门的开始。又高又大的看门人口音重，目光中带着鄙视，嘴巴上挂着虚伪的微笑，百分之百地不合要求。不仅需要将他调离赌场的大门，而且要将他调离这一地区。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据哈里托诺夫说，这位看门人与当地的黑手党和民警局都有关系，要把他弄走，并不简单。
但等待新老板的主要麻烦，并不在企业内部。加依不清楚赌场老板这个人物在区里有多重要，他要同多少人打交道。他还没来得及了解问题的实质，民警局、反间谍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经常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了。他们全都文质彬彬，喝喝咖啡，尽管有的人期望更大，但加依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坚决的：不给任何人摆酒菜。再说多少严肃一点的人，喝喝酒是收买不了的，让这些小官僚习惯于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自吹自擂，他并不愿意。
出人意外的是过去的老板打电话来了，问候他的健康，这就使加依警觉起来了，因为他们最后一次分手是相当冷淡的。加依以他并不具备的坦率向他表示歉意，说他很忙，要求对方开门见山。
“我始终闹不清楚您是怎样不受损失而与股东们分手的。”过去的老板沉默下来，显然是在掩着话筒，因为可以听到那里压低的声音。加依本想放下话筒，老板突然又说起来了：“有一位很体面的人有事求您。鄙意以为，应该接见萨莫依洛夫先生并听取他的意见。”
“明天上午十点。祝您一切顺意。”加依放下话筒，感到有点惊慌，但他认为拒绝会面，是极其不明智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正，保镖走进来，把一位年龄和民族均难以确定的男子带进了办公室。加依起身问道：
“是萨莫依洛夫先生吗？”得到肯定回答以后，加依把保镖打发走开，请客人落坐。“我恭听您的意见，不过不必来开场白。”
“我建议您得七十万，”萨莫依洛夫说道。从他的口音来判断，他的真实姓名，不是俄罗斯的。
加依什么也没回答，有表情地朝门口望了望。客人会心地微微一笑，连连摇头：
“我的爸爸是一个聪明人，常常说，着急总是不好的。但您，尊敬的波里斯·波得罗维奇却说不要开场白。我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我觉得用这种阉割的形式，是不会使您感到高兴的，我不会滥用您的耐性。有一个人借了我两百一十万美元，咳，他却不还。他有钱，我有他的借据。如果您能把钱收回来，您可以留下三分之一。我认为这是公平的。”
“为什么您不找法院，可以理解；为什么您来找我，这就不好理解了。我感到吃惊，绝对拒绝您的建议。”
“百分之四十。”
加依出现了一个想法：出五十万给哈里托诺夫手下的人，不论是谁欠的债，都收得回来。
“您自然需要考虑考虑。”客人说完，把装得满满的一个信封摆在桌上。“这里面是借款人的全部材料。他们借据的复印件和五千美元。这钱是对您花去的时间的报酬。”
加依没有作声，他终于作出了决定，说：
“我设法完成您的请求，但得有一定的条件。”
客人理解地点了下头。
“关于收到我所需要的原件，我不会开任何收据。还有，我必须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您的，为什么您正是来找我。”
客人摇了摇头，好像在掂量条件的份量，他回答说：
“开收据是愚不可及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证明。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说，因为我下过保证的。我爸爸是个聪明人，他常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对诺言的履行程度。尊敬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我相信您的承诺。”
“好，萨莫依洛夫先生。”加依把信封收进展子里。“请您留下您的名片，我会给您挂电话的。”
“您就不必麻烦了，我自己会来的……”
“把您的名片给我，”加依打断他的话。我得从确定您是什么人开始。
“您英明，”客人把名片放在桌上，鞠躬退出。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开始新生活了，尽管在看名片的那一刻也不怀疑这一点。名片上简单地印着：“萨莫依洛夫·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电视机修理工程师。”
第四章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一切的东西都摆在老地方，像一个星期以前一样。当时奥尔洛夫将军“建议”古罗夫上校采取措施，查出那些受人之托，向个人或组织索债的人和组织。对那些不同意付钱的人，他们就予以“消除”，译成俄语，就是打死。
一个星期之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除开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没在桌旁写字，而是坐在自己的围椅上望着窗户以外，古罗夫呢，则按老习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为什么你不说话？”古罗夫停在克里亚奇科的对面。“我没想出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以前，你就老是这么等着吗？”
“你太顽固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打算改造你。愚蠢、毫无意义，而对我这个下级来说，还不无危险。‘死胡同’这话是你，而不是我说出来的。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从它里面爬出来过，而且出路早已知道，那就是全速后退，退到岔路口，寻找新的路。阿里亚辛的说法，是虚伪的。”
“阿里亚辛的哥哥被杀死了吗？是事实。有人对阿里亚辛进行监视吗？那也是事实。”
“阿里亚辛拒绝作证吗？是事实。”克里亚奇科弯起了一个手指头。“对监视他的人进行检查，毫无结果。这也是事实。我告诉你，这只玻璃缸里没有鱼，没什么可捉的。”
“那你有另一只玻璃缸啰？”古罗夫问道。
“我有一位上级首长。他是侦查天才，应该把我带到大道上。”
两位密探之间诸如此类的冲突，并不经常发生，也完全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类情况下，他们很像训练中的职业拳击手，你一拳、我一拳地相互狠揍，企图打破对方的防守，然后不慌不忙地洗淋浴、按摩肿起的筋肉，心平气和地谈天说地。
“上级首长的存在并没有解除你独立思考的义务。阿里亚辛显然是害怕，但他没去同那些有权势的势力接触。他指望着什么呢？”
“阿里亚辛与贷款的人一定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默契。”克里亚奇科回答。“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人要监视他？”
“他们怕他跑掉，去境外找人，那事情就麻烦而且花费很大了。如果我不是侦查小组的成员的话，正在发生的一切，我都能理解。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要使用为代表团服务的汽车？为什么监视的人有四个，其实两个就足够了？你回答呀，斯坦尼斯拉夫，干嘛老望着窗外呢？”
“你在办公室里像疯子似地走来走去，我并没有责备你嘛。”克里亚奇科坐在围椅上转了一下。“你忘了我们是在俄罗斯，在这里最最荒唐的错误和矛盾，可以构成事物的本质。为什么汽车是为代表团服务的车库里的呢？老板给车子付了钱嘛，我的一位朋友在车库里工作。我既然可以同朋友分享，为什么还要把钱交给别人呢？为什么两个人够了要派四个人呢？工资开得高，工作又干净，可以随意兜风，只要动动眼睛就行嘛。领导坐在办公室里，随便什么都可以解释清楚。比方说，你可以撒谎，说目标好动，常常去大商店，两个人看不住。”
“你说吧，其实只要你说自己对谎言也不相信就行了。”古罗夫坐在一张不属于任何人的、靠办公室左墙边摆着的桌子边缘上。“问题是专业人员提出来的，他们全都考虑好了，他们很清楚知道，哪里两个人就够，哪里需要四个人。你同这些人交谈过的，你自己就常说，有两个人经验丰富，可另外两个是随便请来的。原来他们不过是把我们的脑袋搞混，好像是在用饵鱼钓鱼似的。”
“你这一辈子也没钓过鱼，”克里亚奇科卟嗤一笑。“你只知道这个词，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如果要用钓鱼来作比，那他们也不是用饵鱼来钓我们，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去抢吃这样的腐臭食物。很可能他们把我们诱到某个地方吃东西，是想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们。”
古罗夫把一支刚刚从烟盒里拿出来的香烟，揉成一团，注意地望了朋友一眼，然后从桌子上爬下来，但没有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而是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牢牢地坐在围椅里，开始沉思默想。斯坦尼斯拉夫不明白他说了什么话，使朋友那么忧心，所以他也静了下来，等待古罗夫说出什么话来。
“你说坐在车子里跟踪阿里亚辛的四个人之中，有一个前不久是刑事侦查局的工作人员。”古罗夫靠在桌子上，面孔突然缩了下去，他前不久那种漫不经心、懒洋洋的神态已经完全没有了。
“唔？”伙伴的紧张心情传给了斯坦尼斯拉夫。“杜罗夫·阿尔焦姆·格里戈利耶维奇，区局的侦查主任，在民警局工作十五年，三十八岁，因为经常酗酒而被开除。”
“三十八岁、十五年工作、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而且是个侦查主任。”古罗夫摇了摇头。“你同他交谈时，嗅出气味了没有？他的脸庞怎么样？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气味是有的，”克里亚奇科沉思地说。“但是，你明白吗，那不是焦味，而是很新鲜的气味，就像一个人刚刚喝了两小杯酒那样的气味。他的脸庞很端正、平滑，看起来比他的年龄年轻些。我当时大吃了一惊……这个过去的侦查员好像有点不大对劲，眼睛明亮，人很狡猾，我觉得他认识我。他有两次收起过微笑，似乎想按他自己的方式开一下玩笑，但他改变了主意。他现在在‘弗拉明戈’赌场当保镖。”
“等一等，等一等，大概三个月前，有人同我谈起过这家赌场。”古罗夫用手指啪的一声打了个榧子。“对了，是哈里托诺夫。赌场换了老板。好，我忘了。奇怪的是，这么大的年纪、这样长的工龄，却只是个区的侦查主任。”
“干部处的人说他一连几个月酗酒。”
“我们这里的人一旦被开除，干部处的人就可能说他杀死了亲娘老子。爱吵架的性格使他得罪了领导，所以没要他了。他现在在赌场当保卫，工作主要在晚上，这就是说杜罗夫白天有空。坐在汽车里跟踪一个花花公子，并不要求什么侦查经验。有趣的是，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