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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三条，理想和现实的出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正的保护农业，实行一种比较积极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那么最近朱镕基总理在讲一句话，这句话当然我是借过来用，我希望借过来能用，他讲什么东西呢，说最近几年，我们中国政府应该特别注意关于社会保障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中央财政税收增加的绝大部分用到社会保障上。说过这么一句话，那么这句话我就想，他要是这样对待农民多好，就是说对农民实行保障多好，就是说我们要把财政收入的一大块贴给农民，就是说我们全国人纳税拿来得东西，由政府再次分配，对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给予帮助。但是我想可能从现在的态势来讲，这个部分钱可能是大多数进了城里人，下岗工人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么城里人，因为咱们的利益向城市倾斜，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忽略了农村这一块，因为农村的老龄化、农村的贫困化很严重了，甚至比城市还要厉害，那么如果我们不强调，不支持农村的话，我想我们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积极的政策可能应该制定。
那么另外就是说，在土地保障这个问题上，刚才我们谈到，本来这几年土地已经不挣钱了，但是我们要种地的时候还要纳税，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农业税就免了，不纳了，因为农业里面的产值只占17％了，农民的收入一个月是300块钱了，你非得要那么几毛钱干什么呢？能不能不要了，政府大度一点，那么这样可能农村日子好过一点，农民也不一定说我们扔掉土地不种了，他可能收益好一点，他就有积极性，现在是说，你收到的钱不但带来了很多，比如说抛荒这件事情，而且大家就是说没有收益，没有收益就拉倒了，根本就不珍惜土地。那么能不能作为一个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来解决这个农村的保障问题，就是土地的保障，那么如果我们说农村的土地是一个保障的手段的话，我觉得有理由说不收钱、不收税，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的保障的部分，你还收他一部分税，这有什么道理啊，而且也不太多，可以不可以想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农村的问题我觉得是大家的问题。那么每一个中国平民也好，干部也好，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一个人，就对农村可能有更多一点感情，我想在座的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今天说的这个东西，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学术讨论，当然如果是我们去当干部，是不是比这个做的更好一些，这个我也不敢说，因为看来一两个人的问题，不解决问题，那么这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我们期待着中央政府能够把农村政策调的更好一点，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中国农村的前景好一点，我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座的诸位的共同的期望了，我就说到这里。
主持人：好，咱们听完王教授讲的农村问题，看一看网友的问题，这次我发现网友的问题由于农村的问题而显得沉重，没有往期那样的愉快的气氛，只有第一条好象要跟你开个玩笑，这位网友叫“蜡笔小新”，他说，我崇拜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30年代他用乡村调查的方式解决了中国农村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好像到西南去调查，他还把老婆掉到了老虎洞里吓死了，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会带着您自己的老婆跑到野外去做漫长的社会调查吗？当然我也知道，即使您愿意带她，但她是不是也愿意跟着您去呢？
王思斌：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费先生这个事情，在社会学里，成为我们这个行当的一条训诫一样，就是说，所有在学社会学的人，都应该学习费先生这个精神，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自己不可能那样了，因为现在中国的，怎么说，这个地方也没有多少在那里弄一个陷井逮老虎、逮野兽了。
掉到一个野兽的陷井里面，所以他出了一个意外事故，估计我们现在的环境不会这样。但是你说我有没有可能到农村调查，这个我想不但是能够，而且是已经在做了。因为我是农村人，每一个假期我要回我的老家，我回我的老家不但要帮助父母干农活，我还要到村子里面去看，那么如果我有真正的调查机会我就愿意去做，我记得在一次讲座里面我谈到过，甚至我想过，我回我们的村里做党支部书记，我真的想过，我当党支部书记，怎么就不能治好呢？当然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事情，做这个决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因为我还有我的家庭。
主持人：所以他问，您的太太会不会支持您，跟您一起去。
王思斌：她会跟我，因为她是农民，她也是农村出来的。
主持人：但是孩子？
王思斌：孩子他就必须在城里，他在北京上学怎么办，我就不能说弄到云南哪个学校里面去，那里语言也不通，我肯定有一些限制，不过从我的价值来讲，我是很愿意的。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明天是否是晴天”，这是网友的名字，他说，我在北京生活，但我并不以皇城居民看待外省人，尤其不会看不起进城闯荡的无依无靠的农民子弟，但我遗憾的看到，而且是常常看到，我们的人民警察，无故抓捕人民中人数最多的农民，理由是他们没有所谓的暂住证，他们经常是在火车站门口抓捕农民，理由是没有办理暂住证，我奇怪的是，这种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的，更奇怪的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竟然如此心安理得，您觉得他们做得对吗？
王思斌：这个已经在他的答案之中了，已经在他的疑问之中了。
主持人：他可能想让您从社会学的原理上说说，到底怎么改造他。
王思斌：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基本的人的权利的问题，他在这里，我在车站我要等什么事情，包括我要找一个就业的机会，我没有伤害别人，我没有妨碍别人利益，你把我弄走，我觉得不合理，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我一直是不感兴趣，或者说我是批评的。甚至对于某些地方，一定要划定某些岗位不许外地人来就业，这个东西我觉得说不过去，没有任何道理。那么这样有些包括售票员，包括一些警察，那么对于农民的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我觉得好像自己给自己抹了黑，我就这样想，他就不配一个城里警察，那么刚才社会学里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警察文化的问题，警察文化常常是一个粗暴文化，那么我想可能别的地方好一点，我们的很多警察常常说，上来先一顿臭骂，先几句很恶毒的话，这个东西不能够教育人，反过来激发了他的仇恨，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好事。
主持人：我发现到香港不是这样，到香港是警察一来以后，你先把警方一顿臭骂。
王思斌：是啊，所以我们这里，谁在当警察，你看这个问题，很多农村来的人跟我谈，说我们那个地方是请了一个黑社会的头子来维持社会治安，哎，维持住了，好人维持不住好像是，你看这不是中国的悲哀吗？
主持人：是这样，反正本主持人，是不得不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本人对暂住证和限制外来人口的职业限制，认为这是一个城市的耻辱。
观 众：我想问的两个问题，就是有两个疑问，第一个是关于户籍制度的问题，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他就是认为，如果说中国的城市放开户籍制度的话，那么将会出现大规模的城市无限的扩张和混乱，就像印度的德里和孟买一样的那种情况，那么一样他们反对户籍制度开放，那么您对这个怎么评价；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那么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说土地私有化的问题，那么将导致农村的那种土地大规模的兼并和破产，一些农民的破产，那么因而他们就是反对农业土地的私有化，那么您对这两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王思斌：感谢你这个提问，那么第一个问题关于城市化的问题，确实我去孟买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是亚洲最大的一个贫民窟，当时一个人带着我去参观，那个人自称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指着那看，这是东南亚最大的贫民窟，300万人的贫民窟，我看了也很伤心，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和那里是一个很不同的东西，他那里大量农民或者外地人，无节制的进来，那么中国现在根本就是防着或者遏制着农民不让进来，那么在这个中间能不能找一条可以过渡的路，那么所谓过渡的路，那么我们看到深圳，看到中国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里面，他们是在实行一种绿卡式的制度，也就是说，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工作了多长时间，你没有什么劣迹那么这时候你可以住下来，而且你可以应该有你的住处，那么当然现在如果大家都没有住处，都在那里游荡，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此如果我们要允许农民进城的话，我们也不能说，你有户口你就来了，你就是城里人了，可能也不是这样，但是我反对你是用一种户籍来卡人，而且用它来作为一种社会待遇也好，还是政治待遇也好，还是就业机会也好，给他们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对的，所以户籍制度或者城市化这是一个形式问题。对人怎么对待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做一些选择。
那么第二个，关于农村土地的私有化问题，那么确实前一段国务院和农业部也在搞规模化经营，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刚才你说的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觉得前一段中央说搞一个“两田制”的做法，有可能会解决一点问题。这“两田制”，一个就是口粮田，口粮田是不许买卖的，是你的生命线；另外一个是承包地，承包地可以说，你要交公粮做什么事情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承包地里面可以实行一种规模经营，那么可以，那么口粮田是你自己维持生命的东西，是你的保障，那么这样可以分开，但是如果完全的私有化我想对于中国不是一条路，毕竟中国的农村人口这么多，真正私有化出现两极分化，对于中国的农民并不是好事，所以我觉得对于私有化的问题，我觉得不能够一下敞开，敞开到一种好像完全没有约制的东西，而中央也不会这么考虑。
主持人：这位稍等一下。
观 众：就是刚才你说的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城乡的这种差距在加大，这种差距实际上不断表现在物质层面上，更表现在一种精神层次上的，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经提出，这种在精神方面的这种差异，表现一种复杂的现象，就是城市居民在制度上的一种优越感，和对落后农民的一种鄙意感，以及农村的农民在道德上的一种优越感，和对城市骗子的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么我想请问，就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当中，是不是体现出这种隔阂来，如果存在的话怎么去解决这种隔阂。谢谢。
王思斌：亨廷顿在关于这个现代化里面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这方面的论述，我觉得，对于中国有一种很大的借鉴意义，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这么一种状态，城里人和农村人他们在精神上，他们在道德上，他们在对社会的看法上确实有些不同，那么城里人对于外地人的排斥我想很明显了，但是外地人有人说是一个酸葡萄心理，你没有去城里，所以你是说城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