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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如果依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需求，一个由僧侣统治的国家，被统治者的最佳状态，是庙宇里的泥塑木雕；一个由法老统治的国家，那就应该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个由太监统治的国家，其公民应该全部都是性无能者，至少也是阳萎患者；一个由警察统治的国家，其被统治者最好都是“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这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声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天空作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经达到如此器度闳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懦怯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的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的无边无沿。
就在这一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将其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复无常，也最能装孙子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兴庆宫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馀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焰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诗《胡旋女》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才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刮目相看的。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生前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若如此，我相信，那时中国的天空，将更灿烂。
唐朝的声音
李清照在她那篇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讲了一个唐朝歌者的故事，很精彩，很提气：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
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李肇的《唐国史补》也有类似记载：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啭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李清照的《词论》，所以从李八郎讲起，她是强调，诗和词，作为一门艺术，不仅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对歌手而言，字正腔圆，可唱是第一诉求。必须朗朗上口，能够唱出来，方算合格。
因此，词对声韵的考究，胜过对文义的推敲。那时，李清照二十出头年纪，才高气盛，说话不留馀地。对当代名家，甚至对欧阳修，对苏轼，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在她眼中，这班大师的作品，虽然文义不错，但是音律不协，她调侃之曰：“则不可歌矣。”并放言：“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一句，把北宋词坛，统统否定。
这小女子，实在够有勇气的。
在宋代，词可唱，在唐代，诗也可唱。
因为，那时的印刷术不发达，而诗人很多，诗的产量也很高。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上，依赖于书籍的传播，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而诗集的出版，可不是如今花几个钱，买个书号那样简单。印书是一种奢侈，一种高消费，寒酸文人筹措大笔资金，自费出书，谈何容易！因此，即使很有名气的诗人，也得靠这些男女歌者，咏他们的诗，唱他们的词，这才能家弦户诵，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唐代为中国音乐史、诗歌史上双双丰收的时期，也是歌唱家最吃香、最光彩，诗人最张扬，或者还可以说是最牛皮的时期。
道理很简单，诗人推动着歌手这个行业的兴盛，歌手促进着诗词这门艺术的繁荣。唐朝的诗人，要买歌手的账，同样，唐朝的歌手，也很买诗人的账。歌手没有诗人的诗，出不了名，诗人没有歌手的唱，成不了名，他们是互相需求的关系。特别是有些歌手，专门唱某位诗人的诗，合作久了，那关系更密切，更亲近。例如——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
前诗中的李龟年，后诗中的米嘉荣，都是遐迩闻名的歌手，也是诗人的莫逆之交。而米嘉荣，更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东的米国来长安献艺的洋歌手。由此想见，当时长安城里的东市、西市，类似三里屯的歌厅、迪厅、酒吧、KTV里，吃演艺饭的唐代“京漂一族”，不仅有中土人，还有西域人。在这样华夷杂处，中外合璧的声色世界之中，唐诗跳出书面文字的羁绊，是一门益之以声韵、旋律、伴奏、表情，边歌边舞，以声音为表现手段，既有读者，更有听众的艺术。
唐玄宗李隆基，能写诗，更喜唱诗，凡搞文艺晚会，这是不能少了的节目。开元中叶，海内升平，某年某月，沉香亭畔，牡丹盛开，他兴致一来，便偕杨玉环作月夜之游。这位算得上中国最懂得人生享受的皇帝，一句话吩咐下去，烛光如炬，夜色如昼，那姹紫嫣红的花朵，那千娇百媚的美人，相互辉映，别有情趣。唐玄宗，陇西贵游子弟，非蠢淫之徒，颇懂得一些风雅。于是，把这场宫廷里的烛光派对，搞得极有诗情画意。这种场合，凑趣的诗人不可少，酬应的诗作不可少，如同药中的甘草，菜中的味精，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文人就派上用场了：
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