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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说唐-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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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异录》载昌黎以硫磺饲鸡男食之,号曰“火灵库”。陶为五代时人,距元和长庆时代不甚远,其说当有所据。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

  其实,也不必为圣人讳,圣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这一点,陈寅恪的见解,十分精辟。且不论中国文人的矫情伪饰,佯狂张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笔之三点不能成一线,从来就是如此这般。若以总体而论,当这些文人处于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别异秉的极个别者,几乎无一能在风气之裹胁下,开顶风船,逆行不止;同样,也几乎无一能在潮流之冲决中,砥柱中流,悖势而动。“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踟蹰前行的韩愈,能有这种大智大勇吗?

  这使我想起“文革”晚期,简直不可思议的,没有号召,没有动员,没有开大会,也没有听传达,忽然间,打公鸡血,喝红茶菌,站鹤翔桩,作甩手疗,乃至于耳能听字,眼能透视,特异功能,五花八门,凡诸如此类的荒谬,无不望风披靡。现在想想,与唐代匪夷所思的服药行为,从本质上来讲,公元7、8世纪的中国人和20世纪的中国人,究竟存在着多大差别呢?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来,孔孟之道讲求中庸,但中国人要是一窝蜂起来,常常是相当不中庸的。尤其是被蛊惑到集体无意识的程度,往往歇斯底里到无所不用其极,往往偏激别扭到毫无理性可言。所以,风气这东西,潮流这东西,引导得好,有助于社会进步;引导得不好,变成一股祸水,那一定会贻害无穷的。

  唐朝的不死药,虽然已是陈年往事,一个历史的笑话而已。但为什么兴起之勃,势头之盛,邪恶之广,为患之深,确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




    唐朝的谎话政治

    ——你能相信蝗虫不吃庄稼吗?

  唐朝的谎话政治《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的秋天,大批蝗虫自东而西飞袭而来,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一切绿色的植物都给啃了个精光。《新唐书》对于这次黄河流域的蝗灾也有记载:“乾符二年,蝗自东而西蔽天。”

 
 
 
  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了一本,奏称:这次蝗灾,波及全国,托皇上的恩庇,独我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可它们不吃庄稼,一只只都抱着荆棘而死亡了。在朝的宰相大臣们,互相为之祝贺。

  蝗虫不吃庄稼,满朝弹冠相庆,这场面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蝗灾,在《新唐书》中,记录在册者共十八次。从唐高祖的武德六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二年、三年、二十一年,都发生相当范围的蝗灾。唐文宗李昂开成年间,共五年,隔一年就要闹一次蝗虫,遍及全国,荼害无穷。 “开成元年夏,镇州、河中蝗。二年六月,魏博、昭义、淄青、沧州、兖海、河南蝗。三年秋,河南、河北镇定等州蝗,草木叶皆尽。五年夏,幽、魏、博、郓、曹、濮、沧、齐、德、淄、青、兖、海、河阳、淮南、虢、陈、许、汝等州螟蝗害稼。占曰:‘国多邪人,朝无忠臣,居位食禄,如虫与民争食,故比年虫蝗’”。

  最后的这个“占” ,正是遭难不浅的老百姓用这种求神问卜、诉诸上苍的方式,宣泄怨恨,也是对“不作为”的统治者和各级官僚的一种诅咒。在史官眼里,出现蝗虫残民的灾难,“若无功而禄者然,皆贪挠之所生,先儒以为人主失礼烦苛,则旱鱼螺变为虫蝗” 。看起来,祸害庄稼致使农民颗粒无收的蝗虫,与强拿硬索、残酷剥削的官员,在与民争食上,在吞噬民脂民膏上,在不顾百姓死活上,本质是相同的。

  历朝历代,都不乏蝗灾,唐朝当然不能例外。不过,同是在都城长安发生的蝗灾,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是不作为,而是身体力行地“作为”:在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蚀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惧帝致疾,遽以为谏。帝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新唐书》卷三十六)。至少,他把蝗虫给京畿百姓造成的灾害放在心中,不可能像这位京兆尹,在朝廷上掀起这种不伦不类的黑色幽默的场面。

  开元四年,山东螟蝗害稼,宰相姚崇分遣御史,督催各道、州、府,捕而埋之。这种积极的扑灭政策,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他们说,十六国时期的汉国国君刘聪,也曾下令用捕杀的方法除蝗,结果越除越多,为害滋深。姚崇是位贤相,他驳斥这些不尽力除蝗的地方官员:“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言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忍而不救,因此饥馑,将何以安?”姚崇坚决实行对蝗虫的扑灭埋瘗之法,比李世民冀以祷祝免灾,更为着实有效。

  可到了末世唐朝,国势日衰,主子也好,卿相也好,再找不出盛唐时那种直面灾难的勇气,全力抗灾的力量,只有寄托于侥幸,寄托于幻想。而当侥幸和幻想都不足以掩盖这种满目疮痍的国家局面时,就只有寄托于谎言了。

  第一,蝗虫已把大半个中国的禾苗一扫而光,赤地千里,哭都来不及,何贺之有?第二,蝗虫即使抱树而死,也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吃得无可再吃,给老百姓的灾难已经造成,稍有良知者,皆能明辨其诬妄,纯系一派胡言,怎么有脸在那里开庆功会呢?

  唐到僖宗,已经是气数尽了的衰世败象。黄巢的农民起义,流窜全国,弄得大唐王朝的日子很不好过。惟其不好过,就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制造出一派大好形势。记得在“文革”期间,从大字报起,到大串连,到大批判,到文攻武卫,到全国一片红,弄得整个国家的形势,相当的不好。可那些红卫兵小将,造反派战士,偏要负气地唱“就是好,就是好”。一个“就是好”嫌不够劲,再加一个;一遍“就是好”嫌不过瘾,再来一遍。唱多了,唱久了,便产生听觉疲劳,也渐渐分不出到底是好还是糟了。

这种在“文革”中经常见到的,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庆祝形势大好的场面,想不到在唐朝乾符二年就出现过了。

  宫阙殿堂之上,山呼万岁之中,文武百官为皇上的洪福齐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居然连蝗虫见了我们大唐圣明天子,也统统绝食自杀,以谢国人了,那是多么的光荣,多么的伟大,多么的值得举国欢腾啊!杨知至笑了,在场的众大臣也咧开嘴笑了,因为十几岁年纪 
 
 
还是个顽童的僖宗笑了。在座的除那个傻小子外,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说谎者、助谎者所以有恃无恐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因为僖宗需要这个谎,相信这个谎。

  谎言,是政治家用来对付最高统治者的武器。

  给《资治通鉴》作注的胡三省,注到这里,回顾唐代的历史说:“杨国忠以霖雨不害稼,韩晃以霖雨不败盐,今杨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荆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

  在最高统治者四周,其实是存在着一道包围他的“谎之墙” ,这就是胡三省所说的唐代的谎言政治。若是这位帝王头脑还算清醒,若这道墙还不至于高到挡住视线,那么他还可能看到紫禁城外的真实风景,还可能听到御河桥外的真实声音。若是这位帝王神志不算清醒,这道墙就会越砌越高,那么他就很可能隔绝于世界变化,疏远于时代潮流。如果这位帝王鸩安宴乐,昏庸失德;如果这位帝王声色犬马,行尸走肉,那他就会生于墙内,死于墙中,成为历史的垃圾。

  这道墙,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体会得到。唐代宦官仇士良,就是最为精通营建“谎之墙”的高手。二十年间,亲历顺宗、宪宗、文宗、武宗四帝,他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出过。他告老还乡时,曾把如何控制皇帝的诀窍,传授给徒子徒孙:“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

  他所说到的“娱其耳目”的“目”,他所提及的“彼见前代兴亡”的“见”,就是之所以要筑这道墙的缘由。有一次,李昂问当直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答:“陛下尧、舜之主也。”李昂叹了口气,对这位臣下说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大吃一惊:“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李昂最后说:“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这个家奴,正是仇士良。他经营的这道“谎之墙”,牢不可摧,坚不可破,弄得这位帝王奈何不得,想跳也跳不出去。

  胡三省说,“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习,其来久矣!”其实,岂止人臣要以谎言来蒙蔽人主呢,甚至连人主也需要以谎言来麻醉自己。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那个女皇帝武则天了。

  这个女人当上皇帝以后,心里总是有点不踏实,她的侄子武承嗣看到了这一点。武是个不成器的小玩闹,因其姑成为一国之主,他跟着鸡犬升天,自然要想法给姑妈解心宽。不过,此人智商不高,琢磨出来的主意,也很不高明。雇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但武则天实在需要这种明知是谎言的东西,好用来自慰。“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 。

  如此拙劣的把戏,竟能大行其道。那是一个何等精明的女人,会看不穿这种连傻子都明白的花招,可她欣然笑纳,为之大张旗鼓地庆祝,为之大造舆论地宣传。由此,武氏一朝,这种“祥瑞”的公然谎言,弄得她的臣下烦不胜烦。中国人,好说谎者多,好拍马屁者更多,而中国的最高当局,好听信谎言者多,好被人拍马屁者更多。于是,上下结合,左右逢源,将唐朝的说谎政治推向高峰。

  “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他石尽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此风一开,便不可收拾了。

  最为滑稽突梯者,有一个叫朱前疑的投机分子,给武则天上书,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寿满八百。这当然是所谓痴人说梦的昏话,这位女皇帝听了以后很开心,当即赏了他一个“拾遗”的官。随后,此人再次上书,说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陛下发白再玄,齿落再生。武则天居然相信这等鬼话,把他提拔为驾部郎中,调到她的司机班来了。这还不算,有一次,此人出差回来,竟然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因为武则天已经到了没有谎言无以为生的程度,“赐以绯算袋”,也就是给他挂一个功勋章的意思。

人臣蒙蔽人主,人主麻醉自己,这当然也不光是唐朝才有的政治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只要在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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