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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往事：许多谜团正一一揭开
杨继宗今年49岁，瘦，头发茂密，眼睛亮如点漆。作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与红军松潘史打了30年交道，曾多次深入大草地，寻访过数千见证人，确认了沙窝会议会址，查证了给红军带路的藏族向导下落，撰写出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稿，其研究成果被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广泛采用，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史专家。
“我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但你们跑了几千公里来找我，我能推辞吗？”杨望着我，不紧不慢地说。
一
杨是松潘城北高屯子村人，1975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当知青，队里分配他到副业队。“所谓副业队，就是为生产队找钱。怎么找？”杨说，“就是进草原去采挖贝母、虫草等中草药，打草编等，晚上就歇草地里。”杨继宗说的这片草地，就是40年前中央红军经过的地方。“有一天傍晚，照例搭帐篷，平整土地时，我刨开草笼笼，突然发现一圈人的头颅骨，这是谁的呢？在大草原深处，人的活动很少，藏民都是单独行动，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聚一起？这让我想起《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中关于红军过草地的描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很多战士晚上围成堆烤火，由于寒冷、饥饿和疾病，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因此，我判断这些头颅骨只能是红军的。”
第三章 雪山草地松潘（2）
也就是从那时起，杨继宗决心搞清楚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种种细节。杨酷爱读书，上初中时就把当时仅能找到的《文史知识》100册全部读完了。“再有，我家与红军还有缘。”那是1935年，一个叫何文理的红军伤员住在杨家，“他与我家关系处得很好，还和我舅舅结拜成兄弟，但伤好后，他坚决要走，我家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几十年后，我奶奶每每说起这事就哭。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何文理一定要去追赶部队呢？我想搞清楚。”
为了寻访见证人，杨记不清多少次走进了大草地，“从毛尔盖到班佑、巴西，再到若尔盖、铁布，整个松潘草原我都走遍了！”
1935年8月5日至6日，中央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般人只知道毛尔盖会议很重要，并不知沙窝会议同样重要，”杨说，“因为它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正确性，与张国焘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并决定将红军两大主力混编成左右路军过草地北上。”
那么，沙窝会议究竟在什么地方开的？连中央档案馆也没记载，“张国焘、陈昌浩的回忆录里只是提到过会议，但均无具体地址。”
那是1985年，杨已调县党史办工作。“我想这事既然发生在松潘，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于是杨带着翻译再次进入毛尔盖。当时毛尔盖有3个乡，幅员上千平方公里，人口好几千，怎么找？“我就一家一户地询问。其时正值长征胜利50周年，许多老人还在，如果现在去找，可能就很难了。通过对上千人的寻访，再将他们一鳞半爪的记忆综合、分析，终于确认会议是在沙窝俄灯寨召开的，连哪一间房子也调查得清清楚楚。”杨就此写出报告，分别呈送四川省党史办和中央党史研究室，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第7期登载了这份调查报告，“现在全国的党史军史都统一使用我的这一调查成果。”
二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时，很大程度依靠两个藏胞带路，才安全到达班佑。1986年春天，邓小平与叶剑英见面时，两人谈起当年的藏族向导，“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活着，请一定给予他们补偿和安置。”中央领导的关心传达到四川省委和松潘县委后，查找任务又落到杨身上。“我二话没说，带着翻译又进了毛尔盖。”
几经周折，终于查证了两位向导的下落。他俩一个叫扎洞巴、一个叫能周，都是寺里的喇嘛。由于红军进毛尔盖前国民党的破坏性宣传，藏胞基本跑光了，这两个年轻喇嘛刚好回老家探亲，回来后正碰上红军。红军给他俩讲北上的道理，两人终于同意带路。当两人把大部队带出草地后，他俩目睹红军果真是仁义之师，便提出参军要求。红军没同意，让他们返回毛尔盖，用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返回不久，能周就被土匪杀害。1956年，毛尔盖土匪叛乱，扎洞巴害怕报复，躲藏进山洞里，活活饿死了。
据说，杨的调查送到北京后，邓小平和叶帅殻ъげ灰眩皇じ锌！ �
中央红军于1935年7月底进入毛尔盖，8月底才全部走出草地，“整个长征期间，中央和毛泽东没在任何地方呆过一个月，为什么在毛尔盖要停留这么久？红军为什么必须过草地？”
杨继宗经多年研究后，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中央原本计划攻打下松潘后，翻弓嘎岭斜插南坪（今九寨沟县）进入甘肃南部，完成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但由于张国焘迟滞了整个行动，胡宗南的4个精锐师在松潘全部布防完毕，包括胡本人率领的第一师，武成仁的四十九师、陈佩的六十师、杨步飞的六十一师，另外还有王耀武和廖昂的两个旅，而在小金方向追堵的有川军80个团，西北方向是朱绍良兵团和马步芳的骑兵，因此红军打不下松潘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走草原经巴西进入甘南。
其二，与张国焘的斗争仍在继续。8月20日，中央在毛尔盖上八寨乡索花喇嘛庙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退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批评。
其三，没有粮食，7月份青稞还没熟，要8月份才成熟，“因此滞留也是为筹粮，没粮不可能走过草地。”
第三章 雪山草地松潘（3）
“缺粮是个大问题。红军爬雪山时粮食矛盾不突出，但过草地时，缺粮成了要命的事儿，否则，怎么会煮皮带吃？当然，我认为吃树皮是没影的事，因为偌大的松潘草原上原本就没树。”杨继宗向我仔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1935年7月初，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中央红军的大部在毛尔盖处于休息状态，“时间长达20余天。对一支连续行军两万里的大军来说，这确实是难得的喘息机会。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一直等到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才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并作出下列规定：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工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即便如此，红军仍然很为难。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毛尔盖亦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十一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啊！’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
这是历史的真实。红军明白，得赶快离开这里。
三
就在总政治部下令收割麦子的当天，中央和中革军委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此前，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已经再三催促中央对张国焘的任职表态。中央无法继续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后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张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据说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在毛尔盖休息了近一个月，局势越来越紧张。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７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部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红军终于在毛尔盖筹集到有限的粮食。“可以说，如果没有毛尔盖地区的青稞和牦牛，中央红军要过草地是不太可能的。”杨继宗说，“但70年过去了，毛尔盖地区的变化不大，许多房屋还是红军曾住过的，红军筹粮的借条还写在老百姓的木板上，那里的人民生活还很苦。今年七一央视心连心艺术团来松潘演出，毛尔盖专设了分会场，但一场演出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那该怎么解决？”我追问。
“我认为应尽快发展毛尔盖的红色旅游，并将毛尔盖至班佑、至巴西一线开辟为红色旅游精品线，这样才能使当地百姓致富。按毛泽东的还债说，这就是还债！”
说到这里，杨继宗眼中泪花闪闪。
第四章 陕甘宁写意新绿
陕甘宁写意：干旱的土地长出新绿
陕甘宁曾是地域上的划分。从地缘政治看，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排序靠前。实际上，70年前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是经今甘肃、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