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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乔文祥同志回到第二外语学院来，也就是想利用我这个被栽上的“名”，又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地位，发挥一些影响，在与“四人帮”的大搏斗中起一些作用。我把清明节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要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在我主持工作的汉语教研室，有二外院原来的同志，也有从别的学院新调来的同志。在原二外院的同志中，原来分别参加三派组织的人都有。但是，在大家体察出“批林批孔批周公”是影射攻击周总理之后，在要维护周总理一生光辉声誉问题上，大家都默默地考虑到一处来了。群众组织的各派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用心，都逐渐看清楚了，甚至小学生都窃窃私语小胡子（康生）不是好人。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着。
1976年3月份，我们在学院内部以汉语教研室的名义，贴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悼念陈毅元帅的两个白色大专栏，引起了全院的瞩目。4月5日，北京天安门运动被“四人帮”镇压下去了。7日，公布了颠倒是非的两项决议。殊不知，8日凌晨，第二外国语学院北食堂（教工食堂），就发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小字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打倒江张姚三家村！”这张小字报充分反映了天安门运动的主要精神。其实后面还有一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但学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不知是害怕大家怀疑他们执行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呢，抑或是担心大家把小字报及其作者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以后他们在其内部查对笔迹的大量工作中，也一直不敢公布这第四句话说的是什么。当然，“文化大革命”扶起的当权派也不是十足的白痴和笨蛋，他们不好明说谁谁谁写了这张小字报，而是采取了内部搞笔迹鉴定。公开查核3月下旬至4月上旬谁去了天安门广场，在那里干了些什么，看到了些什么，以及追查学院内部和社会上存在的抨击“四人帮”的所谓“反革命政治谣言”等办法，来紧缩包围圈。
我所写的文章的原稿都被强行要去，退回来时，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是来不及将铅笔印迹擦去呢？抑或是故意留下一个心理上的威胁，就不清楚了。我是搞过公安报道工作和检察工作的，既有一些技术知识，又懂得一些政策。我想，与其默默无声地吃个闷胡芦，不如公开摆出来让多心的人莫衷一是。我就抓住这点，高举毛主席一再教导政法干部不准用特情侦查手段对待党员、干部的指示，直接找军、工宣传队和专案组理论。他们没有做过专门工作，情知公安专业知识和政策水平不如我，只能答复说“那是随意勾画的”，“谁敢对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搞笔迹鉴定、搞特情侦查呀”，弄得他们只能推卸赖账，尴尬不堪。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就泄了气，输了理，降了格。当然，他们在广播大喇叭上的威胁、恐吓、挤压、诱导，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每天几次搞半夜突袭，矛头针对的就是汉语教研室。
第一章十年的周旋（2）
他们的这些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在召开的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我进行了当众审查和追询。工宣队长：（叫我的姓名要站起来）你说，你参加了天安门事件没有？！答：我是4月3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工宣队长：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答：我……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全场一片哄笑）工宣队长：（对大家）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转对我，严厉地）我是问诗词，问诗词，反革命诗词？！答：这个嘛，人山人海的，挤得很，有一个人把我的腰都撞痛了。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颂，有许多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工宣队长：（高声地）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答：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可能就好些了。（全场禁不住的再一次哄笑）院革委会主任：我说，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了嘛。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呀！答：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汉语教研室的同志，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了花盆，卷进了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至于“反革命政治谣言”，我们不仅听见过，还加过工。院工、军宣传队和革委会为了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派了两个人，一男一女。这一男一女说话和气，从不生气，从不赌气，但都是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物，他们善于探听到别人难以探听到的内容。他们到了汉语教研室，找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快嘴”的同志，问她知道多少“政治谣言”。那位同志说：“我倒听过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想知道的，我不敢说。”派去的人说：“你说吧，在这里说说可以不追究，不算在传播之列。”于是，她说了：“这是领导上要我说的，不是我自己说的。”经点头承诺之后，她说：“有人说毛主席骂中央首长，你是‘上海帮’，‘四人帮’，你不要搞了，为什么还搞呀！你只代表你，代表你自己，你不代表我。不过我没有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有一天，毛主席要许世友和王洪文，把自己的拿手的本事显一显给他看。许世友站在一堵墙根下，运足了气，平地身体竖着上升一尺许，几分钟悬浮空间，然后轻轻落下，面不改色心不跳。主席说，许世友表演过了，王洪文，你会什么呀？王洪文说，我会打猴拳。主席说，打猴拳也好嘛，你打一套来看看。王洪文就猴子舞爪地打了一套。主席鄙夷地笑了，说：我看哪，还是许世友是真功夫。你不行。”她紧接着表白道：“不过我不相信，主席日理万机，你说哪会有功夫看王洪文打猴拳呀！”“这可是领导非要我讲的，不是我在腐蚀领导啊！要不是这样，机关枪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讲。”当时的事实说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康生等人，与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他们睁开眼睛是瞎子，张开嘴巴是疯子，竖起耳朵是聋子。他们看不见，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他们说的话也没人听，实际上，他们已经陷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虽然还在滥发淫威，但他们的日子长不了。有一天，教研室的一个同志来找我谈他的政治观点。对这个同志，我们本来没有把吴江、乔文祥来和我串连在清明节要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情况透露给他。但他是强烈反对江青等人的，因此才来找我。他谈到天安门运动中，他写过一首《请示》的诗：“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诗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遣词造语也简洁。他说，他准备被捕，坐牢，枪决，说如果发生那样的事，要我们照顾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态度十分诚恳。我俩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在大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还不忍分开。“四人帮”的穷凶极恶，逼得我这个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地下工作人员，重操了在重庆进行斗争的手段。我告诉对方，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只要没有人揭发检举，查笔迹的技术鉴定，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具此认定。即使因此被抓了，只要矢口否认，抵死不认账，对方也难以定性定案。关键是善于隐蔽自己，额头上又没有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这个同志的妻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专门骑车进城，到广播电台宿舍找他。遍寻不着，只能向他的邻居打听，人家说，已经好几天不见他家的人了。我更着急，担心他出了事，心急火燎地满处找。最后，总算在复兴门修建中的立交桥下，发现这位同志和他的小女儿，在一块塑料布搭的篷子里休息，才放了心。这个时期，“四人帮”还在抓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学院提出大震大批判，小震也批判，不震更批判。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工、军宣传队和院革委会的新贵们，把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而飞黄腾达的命，看得比我们更有价值，生怕房子被震塌下来，把他们好不容易短期增值的性命给葬送了。因此，他们既要搞批判，还要防地震。要搭地震棚子，开始时又没有材料。我们就建议拆大批判专栏。这一建议，居然获得造反派领导们的同意，人人动员，个个动手，把原来那些用高级木料、崭新席子搭起来的大批判专栏，拆了个鸡零狗碎。为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声势就大大减弱了，对那张反“四人帮”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