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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被选入中央纪委工作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被选为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报纸公布名单时，我是毫不知情的。不仅我不知情，连新派到我院工作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孙萍同志，也毫不知情。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我说“不知道！”他才亲自打电话问中共北京市委。市委领导告诉他，报纸上发表的汪文风，就是你们二外院的汪文风。即使这样，有的同志问到我和我的家人，我们也不敢认准，甚至不敢点头。因为问题太严重了，如果同名同姓，如果有了其他差错，历史经验可鉴，不仅会闹出天大笑话，而且还可能发生预想不到的事端。我们手头除了一张报纸，是什么文字的东西也没有的。直到中央纪委的开会通知发到我的手里，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我们才敢认真。
1979年1月4日至22日，我出席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开会地点京西宾馆的所在。3日晚，二外院总务处长楚文彬同志找到我的家里，一定要派个小车送我去开会，我谢绝了。4日清晨，老伴和孩子们送我到公共汽车站上路。到了京西宾馆，我问门卫的一个军官，“请问，这是京西宾馆吗？”他十分严厉和警觉地问：“干什么！”我说“来开会的”，然后萎萎缩缩地敬上了开会通知。我当然不了解这是比列席人员、工作人员更硬的一种通知。他立即“啪”地立正、敬礼。我已经二十七八年不着军装，不精军道了，倒是虚惊了一下。然后才一路通行无阻地报了到，领了贴上照片的红色出席证和有关文件，上楼进入房间准备开会。
重建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共有委员100名，绝大多数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正副书记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像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同志，只有五六个人。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委第二书记邓颖超同志，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常务书记黄克诚同志等都在会议上讲了话。胡耀邦同志对当选委员中参加会议的97名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同志，各部委办局列席的负责同志，其他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同志介绍这些委员。
当介绍到我时，他叫的是江文风，可见当时中央的同志没有一个人了解我。邓大姐立刻纠正他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大姐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同志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革命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接下来说了一些对我们的鼓励之词。领导同志们讲话之间，邓大姐接过话筒说：“汪文风同志，会议结束后不要离开，我有话对你说。”会议中途休息时，邓大姐就在中央组织部干部陈文伟同志的陪伴下，来到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了会议厅的后台。气氛当然是非常亲切、欢快的。当邓大姐问“你来北京前在哪里”，我答在重庆时，邓大姐突然严肃地问：“皖南事变时你在哪里？！”我说我当时只十岁，在街上流浪。邓大姐才又笑了。又问我认识新华日报哪些同志，并说她很忙，抽不出身来，要我代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找到张友渔同志，到中央统战部找到于刚同志，向他们问好，转达周恩来同志生前和她二人对他们的怀念。这嘱咐我执行后，专门向邓大姐作了汇报。在我们住会的京西宾馆，我跟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纪委委员平杰三同志分配在一间房子里。
平杰三同志是我的老领导。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属统战部管。那个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打一个反党集团，我不同意，与之发生了矛盾。他倚仗有康生、曹轶欧撑腰，又要把我打成反党集团的组织者。并且搞了许多材料，追到我新调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我所在的支部，开了一个会准备批评我。经过我说明矛盾的来龙去脉，同志们都推说不了解情况，批评无法进行下去。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要我到农村搞“四清”。我已经到了河北新城县北方中村，领队的一位厅长才告诫我，不要跟那位领导去争斗了，他有康生、曹轶欧支持，“你是斗不过的”，他要我“销声匿迹”，“算了！”平杰三同志等统战部的领导，认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一般干部，在那个单位的所谓“反党集团”中，好几个人比我的革命历史长，水平也高得多，我这个人实在没有资格和才能成为这么一个“集团”的组织者。这么生拉活扯，岂不是大大的笑话吗！不赞成他们那么整我，说了一些公平话。殊知“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原所在单位那位主要领导人，竟在康生的保荐下当了“中央文革”的成员。康生还在我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上，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批语，声言他对那位领导是支持的，他们之间的来往是密切的，全力支持那位整我的领导。我所在单位的那位领导人还在报社宣扬，说我反对他，是中央统战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维汉”支持的“反对中央”的活动。造反派还把康生的这段批语和出处，在北京市到处传抄，印在各种红卫兵小报上。这样，不仅我本人，连平杰三等为我说过话的高级干部，都受到了批斗。而今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竟然住在一个房间里，提起往事，谈了个没完没了，深夜尚不肯入睡。这是我到中央纪委以后能够娓娓而谈的第一个同志。
一天晚饭后，中央纪委副书记、秘书长魏文伯同志叫着我的名字，找到我们的房间来。刚一坐下，他就对我说：“决定会后把你留下来，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我特地来征求你的意见。”我说，目前我知道有几个去处，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同志已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陈荒煤同志要我到文学研究所去，而且荒煤同志已经同我谈了话。按照我的爱好，我还是想到文学研究所去。魏文伯同志当即沉下脸来，轻声地但语气却是相当重地说：“把你留下来，是黄克诚同志在中纪委常委会议上提出的，是经过常委决定了的。”我一看形势如此严重，立刻表态说：“我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魏文伯同志这才转颜为笑，说：“这就对了，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我又讲到从第二外国语学院转行政关系、党的组织关系的问题。魏老说：“由我们给北京市委打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二外院，不就行了吗！”在座的平杰三同志，原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央纪委常委曹瑛同志，都表示赞成我留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说中央纪委也需要比较年轻一些的同志。
在会议期间，老同志们对我都很关心和爱护。邓大姐对我说：“我们这里，都是一些老同志，你不要拘束。该说就说，该玩就玩，该吃就吃，该乐就乐。”部队的唐天际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为我削了一个大大的梨，硬要我吃，还对我讲了他所亲身感受的在南昌起义时期、湘南暴动时期，林彪究竟有些什么表现，“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怎么不符合实际。并说：“你们反对林彪、反对江青，我全力支持你们。不过，现在有人想借机反对毛主席，这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不要上他们的当。”在小组会上，由于许多老同志都是从监狱、管押所出来的，谈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罪恶事实，无不义愤填膺，发言也长。主持会议的王从吾同志说，你们就短一点说好不好，也让（他指我）小青年们说说（其实当时我已近五十岁了）。这个时期，有的造反派头头扬言，他们年纪轻，“试看十年后的域中，竟是谁家天下”。为此，帅孟奇大姐专门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谈防止林彪、江青搞的这种反革命路线由别的野心家、阴谋家改头换面地进行复辟的问题。我说，我们可以培养更年轻的同志，来代替受毒害较深的人。她说：“很好，我见到上头的同志，把你这个意见说一说。”
第一章十年的周旋（1）
二 十年的周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
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知道点情况了，但终究还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云的，还针对谁，大家还是不明白。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
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这样，全院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汤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
但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