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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朝政可以简化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太监愚弄皇帝，一种是皇帝豢养太监放出去咬人。总之，主角就是皇帝和太监。我欣赏穆勒的名言：“一个中国官员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样，都是专制主义的工具和奴隶。”
中国文明的精华，体现在太监们身上而不是儒生们身上。
一百五十六
宣宗聪察强记，宫中厮役给洒扫者，皆能识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无差误者。天下奏狱吏卒姓名，一览皆记之。度支奏渍污帛，误书“渍”为“清”，枢密承旨孙隐中谓上不之见，辄足成之。及中书复人，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罚谪之。
宣宗有“小太宗”之誉，似乎是个聪明人。但宣宗朝恰恰是晚唐由硬撑转向崩溃的关键时期。宣宗是个失职的医生，没有发现他的帝国已经患上了癌症。他的勤勉和他的博学都改变不了帝国的命运。这位能干的皇帝对于将崩塌的大厦而言，仅仅是一颗无用的铁钉。改一个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让无知的史家津津乐道而外，我看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宣宗又不是批改学生作业的汉语教授。
皇帝超凡的记忆力，倒是收买人心的好工具。在一个“奴在心者”的国度里，奴隶的姓名要是能被奴隶主记住，奴隶就会感恩戴德、热泪盈眶：“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呀！我多么有面子啊！我再不努力为主子工作，还算是人吗？”我读某些老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常常发现有相似的情节：某领袖在会议或其他场合上，一下子认出这位知识分子来，走上前来招呼、慰问、握手。于是，这个知识分子顿时受宠若惊，恨不得肝脑涂地，以报领袖的“知遇之恩”。后来，他还不停地如祥林嫂般将此“恩遇”向无数人讲述，并终身难忘（甚至写进回忆录之中）。每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如同在黑暗的路上误踩了一堆粪便。
面子、权力崇拜、皇帝的记忆力，是专制社会这尊巨鼎的三足。
一百五十七
宣宗猎于苑北，遇樵夫，问其县，曰：“泾阳人也。”“令为谁？”曰：“李行言。”“为政何如？”曰：“性执。有强盗数人，军家索之，竟不与，尽杀之。”上归，帖其名于寝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谢。上赐之金紫，问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对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专制体制的中坚力量便是李行言之类的“官方屠夫”。皇帝最赏识的就是他们这类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尽杀之”三个字的背后，是多少条无辜的生命呢？而这些生命所换来的则是李行言一身的“金紫”。
不尊重个体生命，尤其是弱者、被压迫者生命的文明，绝非“灿烂”的文明。《通鉴》以肯定的笔法来写皇上对李行言的提拔。皇上有一双发现“英才”的慧眼，要不，他怎么会有“小太宗”的美称呢？当杀戮被允许、被鼓励、被合法化之后，杀戮者便心安理得地挥起屠刀，被杀戮者也认命地伸出脖子。白须飘飘、温文尔雅、焚香弹琴的新儒家大师们，也许还会为杀戮的场景吟下一两首绝对合乎格律的诗句来吧？王阳明大师当年能在升堂时发签砍人头，在退堂时翻书谈心性，这便是典型的“中国特色”。
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一个重要的体现便是是否尊重个体生命。一个草菅人命的国家，“文明”不过是一块遮羞的面纱。爱默生认为，对普通个人生命的不尊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我曾读到一则新闻，美军为营救一名降落在伊拉克的飞行员，动用上千架次的飞机，耗资上千万美元，终于救回了这名同胞。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不就死一个人吗？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去寻找、去营救？这不太浪费金钱吗？抗战期间，抓壮丁上前线，没有起码的衣服、食物、住宿及医疗保证，在路途上死亡的便有数十万青壮年。相比之呢？我们该对哪种文明说“不”呢？
一百五十八
忠武、义成两军从王式讨裘甫者犹在浙东，诏式帅以赴徐州，骄兵闻之，甚悍。八月，式至大彭馆，命围骄兵，尽杀之，银乃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数千人的屠场，会有怎样的壮观呢？汉民族向来是柔弱的民族，强盛如大唐王朝，也不是吐番、回纥的对手，一个安禄山就能令帝国倾覆。然而，柔弱的汉民族在杀戮自己的同胞的时候，却丝毫不显得柔弱。《通鉴》把王式作为果敢有略的大帅来歌颂。如果说王式用刀杀人，那么《通鉴》的作者们用笔杀人；王式创造着杀人的事件，《通鉴》营建着杀人的文化。
鲁迅在《“死地”》一文中沉痛地写道：“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惟一要道，甚至于还当快乐。”直到今天，国人最爱看的还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最血腥的场景。看客们从刑场上转移到电视机前面，这算不算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呢？
一百五十九
懿宗荒宴，不亲庶政，委任路岩。岩奢靡，颇通赂遗，左右用事。至德令陈叟因上书召对，言：“请破边咸一家，可赡军二年。”上问：“咸为谁？”对曰：”“路岩亲吏。”上怒，流陈叟于爱州，自是无敢言者。
晚唐政治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权臣路岩门下的一个官吏边咸，其家财就可支付两年的军费，那么路岩本人的财产呢？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至理也。历史在进步，腐败也在进步，今天的腐败分子们，足以傲视他们的老祖先路岩、边咸辈。某高官显贵是北京燕莎商场员工的“福星”，只要他在商场露一次面，员工们当月的奖金立即就翻番。
一百六十
西川定进节度使李师望贪残，聚私货以百万计，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师望以计免。朝廷征还，以太府少卿窦滂代之。滂贪残又甚于师望，故蛮寇未至，而定边固已困也。
李师望征还后，必定高升了。他的百万钱分一部分给朝中权贵，不难为自己谋一条好的出路。而朝廷派到此处来的后任，贪婪程度却青出于蓝胜于蓝。百姓和戍卒们，一辈子也甭想有好日子过。小时候，我很天真，不满于县长乡长们的贪暴昏溃，便经常自我安慰：他们坐满一届交椅就会下的，换一届新人总会好一点吧？这种“盼新厌旧”的心理是小民惟一的自我安慰。
一百六十一
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左补阙杨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免冤，当诉于朝廷，置诸典刑，岂得群党相聚，擅自斥逐，乱上下之分！此风殆不可长，宜加严诛以惩来者。”
杨堪是个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奴才：百姓要是有诉冤的可能和途径，又哪里会揭竿而起、驱逐刺史呢？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统治的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哪里舍得放下那只装有半碗稀饭的饭碗？不过，杨堪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专制制度的秘密在于“上下之分”，这“上下之分”一旦乱了，便将危及统治阶级的统治，故“此风殆不可长”，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严诛以惩来者”。
后面的事情，《通鉴》没有记载。不过，我想，“诛”是一定诛了的。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矩：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做‘天下太平’。”晚唐的子民，是一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子民，他们连想做稳奴隶的努力也遭到残酷的镇压。杨堪之流，不是衣冠禽兽又是什么呢？大唐的子民，其实并没有那些崇尚“汉唐盛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福。所以，我厌恶“唐朝”乐队的那些歌词。
一百六十二
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贬为振州司马。漳叹曰：“生不逢时，死何足惜！”是夕，仰药卒。敕曰：“苟无蠹害，何至于斯！恶实贯盈，死有余责。宜令三日内且于城外权痉，俟经恩宥，方许归葬，使中外快心，奸邪知惧。”
小时候，每当我向父母提出过分的要求的时候，父母便会说：“难道天上的星星也要摘下来给你吗？”这句话比喻强迫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唐懿宗就是一个无知的小孩，女儿病死，却拿医生来开刀，杀了二十多人还不够，连医生的亲族也统统抓起来。他难道不知道，医生只是医生，不是神仙，医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我想，是绝对的权力让他愚昧而疯狂。黑格尔说过：“东方世界的政府可以被形容为政教合一，神就是世俗统治者，世俗统治者就是神，统治者同时是二者，国家由一个神的替身来统治。”唐懿宗既然是“神”，就会有摘天上的星星的念头。
温璋的命运是悲惨的。他想效仿屈原及一系列“忠臣直士”，结果死后还被泼上一桶污水。皇帝自有皇帝的逻辑：你没有干过坏事，你干吗自杀？你自杀，就说明你干过坏事。这使我想起文革中最流行的名词：“畏罪自杀”。自杀者的家属还得背上耻辱的罪名。卑鄙向来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给予“公正评价”的机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斯大林、贝利亚一伙制造的犹太医生下毒案是这个故事的现代俄罗斯版。独裁者们玩的是同一套拳法。小心啦！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2）
一百六十三
权臣路岩在政治斗争中失利，出任西川节度使。岩出城，路人以瓦砾掷之。权京兆尹薛能，岩所擢也，岩谓能曰：“临行，烦以瓦砾相饯！”能徐举笏对曰：“向来宰相出，府司无例发人防卫。”岩甚惭。
人一走，茶就凉。路岩的下场，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他向昔日的部下求救，希望其发兵护卫，没有想到却立刻碰了个钉子。
百姓的瓦砾是“历史”中残存的几分真实。而薛能说认为的“古来宰相都是得民心的宰相”，其实并不正确。历史上的丞相，获万民伞者少，获瓦砾者多。
一百六十四
高骈阴籍突将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围其家，挑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驱去杀之，婴儿或扑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有一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