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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的可怜状如在目前。“神武圣文皇帝”原来也是这么一个软蛋。皇帝最怕什么？最怕吃不饱饭的军队。我不会同情德宗，也不会同情禁军，我同情那些在饥馑中死去的平民，特别是那些突然吃饱后涨死的百姓。二战结束时，许多从集中营里被拯救出来的战俘也是这样死去的，真是乐极生悲。五分之一的人数，我不知道史家有没有夸张。
一百四十五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伏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的评论是：“德宗奉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千载之遇也。因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我一边读这段话，一边心里发笑。司马光迂腐到了极点。德宗哪里是“不寤”呢？对于帝国的毛病，他心里是雪亮的。但独裁者怎么可能推翻独裁体制呢？
独裁者一般不会从制度上改进政治运作的方式，他只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姿态”来——例如德宗对光奇一家的“关怀”——表明他有一颗爱民的“仁慈之心”。德宗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如果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进行政治上的“大手术”，其可行性则难于上青天；而像德宗这样做点“好人好事”，则易如反掌。仅恢复一家人原有的徭役水准，就可收买千万人之心。听到这件事，百姓们都会想：也许皇上会知道我们的处境吧，也许我们也会有光奇那样的好运……有了希望，大家也就不会有造反的念头了。德宗的智商远远高于司马光，德宗能在乱世中保全皇位，岂是等闲之辈！
一百四十六
德宗与李泌论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好邪，朕殊不觉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上曰：“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
李泌所描述的卢杞之言行，乃是对古今奸臣的写照。从卢杞到康生，皆是大奸也。李宗吾厚黑学认为最高境界乃是“无形”，而卢杞之流更高——其奸对下“有形”，对上“无形”。下层害怕，上层信任，故能无所不为。
一百四十七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孟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真话只能由优孟来说出的时代，必然是暗无天日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低标准”和“自然灾害”时期，却连一个优孟也不复存在。彭大将军只是想为百姓“鼓与吹”，却被罢了官而后被残忍地害死。于是，还有谁敢为百姓说一句话呢？而百姓并不能保护为他们说话的人，或许还会蘸他们的人血馒头吃。
优孟与元帅死于同样的原因。
一百四十八
宪宗二年，供奉中央赋税的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一增一减，数字触目惊心。二户资一兵，岂能不“苛政猛于虎”？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级，从古皆然，于今为烈。这种政府好似一个既想减肥又控制不住自己贪吃的嘴巴的少女。
一百四十九
元和十二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裴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胡注曰：“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久大伸，岂不快哉！”陈垣曰：“以‘解人之束缚’，写生民之乐，其言似肆，然‘犹解倒悬’，已见于《孟子》。身之当时之处境，概可见矣。”
这两段注解，使我充分体认到，正如鲁迅所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统治者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他们不去关心在吴氏父子的残暴统治下，百姓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任者裴度的一丁点仁政上，然后大肆夸张仁政如何了得。
两段注释，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大学者所写，生动形象，极写生民之乐，而对此前的苦难只字不提、一笔勾销。我记得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恐怖使百姓服从、使文人粉饰。孟氏又说：“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这样的政体上，就连胡三省与陈垣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心智也是残缺的。他们惟一的渴望是：奴隶主仁慈一点，让奴隶坐稳奴隶的地位。“岂不快哉”，多么传神写照的四个字呀！
一百五十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咸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
司马光是个典型的“酱缸文人”。他居然正义凛然地责骂淮西民众“犷戾”、“过于夷貊”。老百姓有什么错呢？他们难道有权利填写选票选择统治者吗？对他们来说，藩镇与皇帝一模一样，同样凶残、同样歹毒、同样冷酷。而司马光却认为“正统”高于一切，在藩镇的统治下就是低一级的“伪人民”。这是一种奴性十足的价值观，如同一个庄园的奴隶心满意足地跟另一个庄园的奴隶炫耀说：“我的主子比你的主子对下人好！”
由这样的史家所创造的“史官文化”，水分究竟有多大呢？穆勒说过：“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首先，司马光是一个精神上的侏儒；其次，因为他掌握了言说和书写的权力，他又是千千万万个精神侏儒的克隆者。
一百五十一
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高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亿万，然后得之，未尝由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
买卖官位，受害的最后还是人民。买官者贪心不足蛇吞象，上任伊始，拼命敛财，俗语形象地称之为“鸡脚杆上也要刮下一层油来”。时下报章披露的若干起买官卖官的案件，手段之恶劣、敛财之迅猛、数额之巨大，怕又要让古人咋舌了。
一百五十二
文宗时，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司马光对此开出的药方是：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处也，所以人君只要做到分辨忠奸就行了。这样，他把制度问题置换成为道德问题。只要提高人君的辨别选择能力、提高臣下的道德素质，似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果真如此吗？
我认为，导致结党营私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即使是组织极端严密的纳粹德国，其内部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大小派系互相牵制、争斗、合作，共同组成专制国度的宏伟大厦。这与道德之高下风马牛不相及。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专制由其本性决定是多疑的，把人们之间的分裂视为维持统治的最好保证，它通常尽各努力将人们保持在分裂孤立的状态。”所以，文宗的内心其实是认同朋党的，朋党之争愈激烈，各方愈是要向皇上献媚，由皇上来充当最后的仲裁者。这样，皇权不就越来越巩固了吗？
消灭朋党，道德教化是一剂毫无用处的药。民主体制的建立，是朋党自然消亡的前提。专制主义体制下，朋党如四大家族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互相之间是血肉的联系，一旦站错了队，一辈子的前程便泡了汤，还可能丢掉身家性命。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1）
一百五十三
文宗幸会宁殿作乐，有童子缘橦，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访刘楚材等四人、宫人张十十等十人责之曰：“构害太子，皆尔曹也，今更立太子，复欲尔邪！”执以付吏，已巳，皆杀之。上因是感伤，旧疾增。
史官渲染这一动人的情节，是想说明：皇上不是青面獠牙的吃人怪兽，而是个“心太软”的好人——他也像常人一样爱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位“心太软”的皇上，却向宫人、倡优发泄自己满腔的愤怒。皇上一愤怒，十多人就人头落地了。皇上永远是对的，永远能找到替罪羊。即使杀死自己的儿子，也是“受蒙骗”而已，皇上自己是没有错的。
皇上心软或心硬，与极权体制无涉——体制永远是一块僵硬冰冷的大理石。
一百五十四
唐文宗太和七年，杜牧注《孙子》，为之序，以为：“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中国的教育，传授的大半是“大而无当”的知识。《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众多“百无一用”的书生，“百无一用”却瞧不起井市间“术业有专攻”的专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家产式官僚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阶层的竞争把其他所有的追求都扼杀了……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杜牧“不务正业”地注释《孙子》，所得何者？于事无补。中国的大部分文人就在注释几部破经典中度过了一生。
一百五十五
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待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它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其党拜谢而去。
皇帝拥有天下，是天的儿子，百姓心中的神。但在宦官的眼里，皇帝却是愚昧的木偶。《中庸》里记载孔子的名言：“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存四海之内，宇宙飨之，子孙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