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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屋子与窗户-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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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禄山一定是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不然,他哪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打这样一个生死之赌!假如他有一点儿愚夫愚妇的迷信思想,他又怎敢发如此重誓!相反,唐玄宗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居然相信安禄山的一派胡言。在这一点上,他与乡间愚夫愚妇没有什么区别。    
    一百二十    
    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筑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    
    判断一个高官的好坏善恶,只需看他卫队的多少。卫队越多者,他的心越虚,他的坏事干得越多;反之亦然。那些搞恐怖活动的首领,反倒是世界上保卫自己的措施最严密的人。而那些北欧福利国家的首相们,大都习惯于一个人到街上散步——没有干过坏事,何必怕自己的人民呢?    
    一百二十一    
    秦王世民坐阊阖门,苏威请见,称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数之曰:“公隋室丞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及至长安,又请见,不许,卒于家,年八十二。    
    胡注曰:“史言苏威之寿,不若早夭。”陈垣发微:苏威不保晚节,一陷于非义,身名俱丧,天下至今羞称之,又谈及降元的宋臣夏贵,降元四年后方死,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我对这些看法都不以为然。活得长并非苏威、夏贵之罪,国家的败亡更不是他们的罪过。像隋炀帝这样的主人,扶也扶不起来。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臣犹妻也,妻遇夫不淑命运悲惨,臣遇君不明任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所作为。我想,苏威若在唐代,未必比房玄龄、杜如晦差。     
    与庞大的体制相比,人的力量微乎其微。    
    一百二十二    
    武后久视元年,初,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后其子景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患,人遂毁其像。    
    陈垣评曰:口碑为上,铜像不足恃也。政潮起伏无定,则祠像之兴废亦无定。巍巍丰碑,数年之间,旋起旋仆者有矣,一时之虚荣乌足羡乎!    
    我则有两个想法,其一是:是非功过自在人心,树碑立传过眼烟云。记得小学一年级学的第一篇课文是“伟大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你办事,我放心”。现在呢?现在的孩子谁记得华主席是何人?而华主席当年的题词和肖像,哪里还能够找得到呢?所以,我想提醒那些喜欢到处题字、到处挂头像的领袖们,悠着点儿!    
    第二个想法是:“子不教,父之过”,任你再大的功勋,不肖之子轻易就能毁掉。    
    一百二十三    
    安禄山破潼关,唐军中的蕃将火拔归仁等执主帅哥舒翰降。禄山谓火拔归仁曰:“汝叛主,不忠不义。”执而斩之。    
    大叛徒谴责小叛徒时,往往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安禄山之流,玩弄伦理道德如同扑克牌,出牌的规矩由他自己来制定。    
    一百二十四    
    玄宗逃出长安,过便桥,杨国忠使人焚桥。上曰:“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留内侍监高力土,使扑灭乃来。    
    杨国忠之奸险冷酷与唐明皇之仁厚慈悲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明皇还是个有人性的人,难怪后世许多戏曲家演绎他的故事。    
    我尊重那些尊重别人生命的人。    
    一百二十五    
    太子在逃难途中有意掉队,即位于武灵。武灵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肃宗自立为帝,夺取大权,玄宗焉能“喜”?史书胡说八道。我推测,玄宗此时心境,比闻安禄山反叛还要难受——连儿子也抛弃了他!只是木已成舟,人心离散,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读史书的时候,必须有自己的“定见”,否则越读越糊涂。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9)

    一百二十六    
    肃宗重用房琯。房琯喜宾客,好谈论,时人谓之“专为迂阔大言以立虚名,所引用皆浮华之党”,将其比作晋时清谈误国的王衍。房琯将兵收复两京,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贼顺风鼓噪,牛皆惊骇。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人而已。    
    自赵括以下,中国的“纸上谈兵”的读书人层出不穷。因为历史是由士人写的,所以多载宦官乱国、外戚乱国的事例,实际上士人乱国并不亚于以上两者。房琯好用“古法”,四万多战土的生命因此丢在战场上。我不得不警惕今天那些大谈国粹的博学之士。    
    一百二十七    
    房琯性高简,时国家多难,而琯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日与庶子刘秩、谏议大夫李揖商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庭兰以是大招权利。    
    “无为之官”的危害有时比奸臣还要大。奸臣人皆见其奸,是显在的蛀虫;而像房琯这一类的愚臣,是隐在的蛀虫。    
    一百二十八    
    两京收复,上皇北返。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着紫袍,望楼下马,呜咽不自胜。上皇索黄袍,自为上著之,上伏地顿首固辞。上皇曰:“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请,自扶上皇登殿。尚食进食,上品而荐之。上皇上马,上亲执鞍。行数步,上皇止之。上乘马前引,不敢驰道。上皇谓左右曰:“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左右皆呼万岁。    
    这是一幕值得仔细鉴赏的戏剧,亏得司马光有一支生花的妙笔。肃宗所有的言行都像个天大的孝子,但也仅仅是“像”——他很清醒自己在演戏。演给臣下百姓看。让万民感到他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的实践者,因而万民该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并且人人都以他为标本,做忠臣孝子。惟有如此,帝国江山才能永远不变色。实际上,肃宗对父亲是又恨又怕的,他是自乱中取得的皇位,怕父亲又来夺回。后来,明皇居兴庆宫,肃宗怀疑明皇与外人交通,不利于己,便令李辅国严加看管,宫中三百匹马仅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他不敢说,其实儿子本非孝子。再到后来,明皇被迫迁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旧臣全被遣散。“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问起居。”我想,“上亦有疾”是春秋笔法。    
    明皇爱好戏剧,自然也是演戏高手,他的技艺远远高于肃宗。例如,为肃宗穿黄袍、避正殿等行动,均心细如发。因为他的生命亦千钧一发间,他不得不来演主角。倘若他真的把肃宗脱下的黄袍穿在自己的身上,我敢肯定:晚上一杯毒酒立刻让他上西天。明皇对左右所说的“为天子父,乃贵耳”的话,鬼才相信。可是“左右皆呼万岁”。肃宗执导的戏,没有玄宗来充任主角是演不下去的。两人配合,于人于己皆有利,故这场戏大获成功。水平之高,今天的人艺名角也望尘莫及。    
    中国人是自觉的表演者。    
    一百二十九    
    司马光强调:“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他痛骂那些陷在安禄山中的官员:“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我想,司马温公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一类人。倘若他晚生数十年,处于北宋灭亡之时,他自己真能杀身成仁吗?道德杀人与安禄山杀人一样都是杀人。因此,我坚持一点:要人死的道德至少不是什么好道德。    
    一百三十    
    代宗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皇帝与黑社会的龙头老大是合二为一的。宫廷其实就是一个美化了的梁山。一面是堂皇的杀戮,另一面是阴险的暗杀。李辅国当然是死有余辜,但代宗杀他的手段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联想到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事件来,两者惊人地相似。不过,斯大林比代宗还高出一筹:他不仅策划暗杀基洛夫的全部部属,而且以之为起点大兴冤狱,将一大批反对派送去见上帝。现代极权主义毕竟比封建专制主义有所进步。    
    一百三十一    
    禁州刺史李藏用平刘展之乱。其牙将高干与之有怨,诬其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上级验之,藏用将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被引出斩之。或谓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    
    在孙待封这名低级官吏的身上,我发现了久违的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孙待封对“反”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这句话,足以概括中国千年动乱中所发生的好些事情。孙待封的选择是刚毅的:“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这样的人,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一百三十二    
    邓景山为河东节度使。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人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统治者从来就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在他们心目中,人确实比不上马。将校们杀死邓景山,乃是他罪有应得。他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别人当然也不会将他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    
    我们的文明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依然是没有对生命起码的尊重,这样的文明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一百三十三    
    唐代宗大历四年,回纥皆环董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胡注曰:此晋使韩愈状晋之辞,其言容有溢美。全谢山曰:董晋庸人耳,韩公为之点缀生色,本来面目希矣。    
    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骨子里是个偏狭的小人。这则记载出自他的手笔,从中可看出他的文笔有多么恶劣。当时回纥强唐室弱,且以董晋之庸,何能让回纥环拜?除非有郭子仪的才干和人品,方能让回纥敬畏。韩愈以文媚人,以文编造历史,罪莫大焉!这样的行径,与他写谀墓之词互为表里,一脉相承。    
    一百三十四    
    唐武宗会昌五年,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字,中旨令加之。    
    会昌五年,即武宗毁佛之年。一面毁佛,一面崇道,统治者的技止此耳。《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至理名言也。    
    武宗政绩平平,而尊号却堆砌了一大堆美妙、宏大且威严的形容词。我的读法是:所谓尊号、庙号、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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