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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魏主与权臣高欢交恶，在信中如是说：“朕不劳尺刃，坐为天子，所谓生我者父母，贵我者高王……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无知，或谓实可。若为他人所图，则彰朕之恶；假杀还为王杀，幽辱齑粉，了无遗恨！本望君臣一体，若合符契，不图今日分疏至此。”
中国的文字，向来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双方都在秣马厉兵，积极备战，书信却写得情深意重，义正辞严。魏主势力不如高欢，在堂皇的言辞背后，已露出怯意。“百姓无知，或为实可”此八字道出统治者们的一以贯之的心思：谁当皇帝，老百姓是无权决定的；既然我当上了，他们这些愚夫愚妇就只有认可的份儿。正如庄稼地必然遭受害虫，至于害虫是蝗虫还是别的什么，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样的。
双方起草书信的都是文章高手。但改变事实的不是文章，而是战争：高欢的军队打败了魏主的军队。帝鞭马长骛，糗浆乏绝，逃向西边。高欢入洛阳重新立了个傀儡皇帝。百姓照样无可无不可。读完后面的结果，再读前面的信，趣味倍增。
五十五
先是，荧惑入南斗，去而复还，留止六旬。梁武帝以谚云“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跃而下殿以禳之；及闻魏主西奔，惭曰：“虏亦应天象邪！”
我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中国把天体学人文化，是为“天文’。天体运行，旱涝地震，岂与政治有关？一八九九年十月六日，《京报》登了一则光绪的手谕。光绪在谕令里提及，自己的罪过是发生干旱的原因。不管谕令是否代表失去自由的光绪的本意，但其思路仍是旧日怪圈的延伸。天象和民谣的合力，使梁武帝跣足下殿，我又有点怀疑，老百姓是否也有大愚若智的时候，故意制造出这样的谚语，利用超自然的力量来捉弄皇帝？
第二点是梁武帝的自我解嘲：“虏亦应天象邪！”他把对方当作“虏”，自己却不见得有多么高尚，不过是一名夺取齐的天下的武将而已。东晋本来已是偏安的朝廷，自宋取而代之以后，就更加“名不正，言不顺”了。那么萧衍又有什么资格自傲呢？他为自己找了个不是说法的说法，对于他自身的尴尬丝毫没有什么帮助。昏昧如此，焉不引狼入室，导致侯景之乱，活活饿死台城？
我读史书时的最大乐趣，便是寻找统治者们的愚昧。
五十六
宋游道奏驳尚书违失数百条，省中豪吏王儒之徒并鞭斥之，令、仆以下皆侧目。高隆之诬游道有不臣之言，罪当死。给事黄门侍郎杨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数吠杀之，恐将来无复吠狗。”
“畜狗求吠”这是统治者对中国文人的政策，此四字真言石破天惊，道出皇权体制下士人的命运。孔子以降，要么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要么啃着骨头秉承主人的意旨乱咬一气。主人则有两类，一类是昏主，辨不清看家狗的狂吠实际上是吓唬偷儿、保护自己的财产，反倒为吠声惊醒自己的美梦而大怒，而挥刀杀之；另一类则是明主，即唐宗宋祖之流，纳谏如流，知道狗儿叫江山固，不时赏给狗儿几块肉多一点的骨头，再加上几许温柔的抚摸。
五十七
魏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
肉体上的阉割废除了，精神上的阉割呢？太史公以残缺的肉体完成了象征精神完整的《史记》，此后那些精神残缺的后代们呢？
五十八
高欢之子高澄，尝侍饮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帝三拳，奋衣而出。
傀儡皇帝还想向权臣摆架子，下场可想而知。“狗脚朕”三字，倘若每个老百姓都这样痛骂，“朕”还有什么威风可言？
每当读到皇帝被侮辱的段落，我便开怀而笑。尽管侮辱者与被侮辱者一样都不是东西。
五十九
帝欲杀高澄，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帝正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欲自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必欲弑逆，缓速在王！”
谁有兵权，谁就有真理。魏帝还想以“大义”压高澄，哪知高澄丝毫不理他那一套，君臣之义岂为我辈设乎？自古以来，政变成功的一方，必然把前领袖指斥为“叛徒”。领袖反，反谁呢？
六十
侯景在梁主持朝政，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以诏文呈上。上惊曰：“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
中国人对名号有特殊的癖好，名号是权力的象征。侯景的名号，简文帝为之惊诧，因为宇宙的“等级”远在皇帝之上。侯景有妄想症，必然谋反。最后败亡时，他与腹心数十人单舸走，推堕二子于水，将入海，其亲信背叛。景欲投水，部将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抉船底，部将以矛刺杀之。
宇宙大将军最后死无立锥之地，连想投水自杀得全尸也不得，足为妄想狂们引以为戒！景尸被暴于市，土民争取食之，并骨皆尽；溧阳公主亦预食焉。枭雄被士民所吞食，历史上倒是常有的事。最可怕的是，溧阳公主作为侯景的妻子，也亲口吃丈夫的肉。侯景得势时，囚禁梁武帝，强占公主。但仇恨达到吃其肉的地步，实在让人毛骨悚然。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5）
六十一
侯景部将彭隽被捉住后，梁兵生剖隽腹，抽其肠，隽犹不死，手自收之，乃斩之。
这样的情节，我在现当代的革命史中时不时地读到。烈士们被同僚杀害的时候大都比彭隽要勇敢得多。
六十二
梁陆纳反叛，湘州刺史王子方略讨之。王遣宦者陈旻往谕之，纳对旻刳载腹，抽肠以系马足，使绕而走，肠尽气绝。又脔割，出其心，向之捨瑁倨溻殴恰！ �
我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什么都不能发明，偏偏能发明许许多多虐杀的方法。在全世界，这方面的成就没有谁能与中国争锋。可是，中国人挖心挖肠这么熟练，却直到近代都搞不清人体内脏的具体位置。
六十三
齐中书令魏收撰《魏书》，颇用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
这句话活脱脱勾勒出某些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语言文字，便有权对他人的生死荣辱下判断。这种想法，比强盗还要可怕。难怪庄子说，孔子才是强盗中的强盗！
在《西游记》中，如来佛将孙猴子压在五行山下，在山上还贴了一张偈语。等唐僧揭了偈语后，孙猴子才得以爬出来。这个故事说明，文字的力量就有这么大：山的重量是可以称的，而文字的重量则无法计算，它超然凌驾于唯物世界之上。
什么时候与祭师的身份脱钩了，什么时候知识分子才拥有一颗“平常心”。你可以褒贬，可以启蒙，但你决不能决定别人该怎么生活。用文字来让别人上天、入地，就跟选美大赛时由评委打分来决定谁美一样可笑。
六十四
梁元帝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魏兵攻陷江陵，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梁元帝代表了一种典型人格——拒绝自省。正如项羽死前所叹：“天亡我也，非我之过！”他们绝不会反省自己做错了什么。是书的错，是剑的错，自己永远是无辜的。梁元帝是一代才子，在今天他也许是个一流的学者。然而，今天的学者们都对他恨之入骨：他焚书十四万卷，给中国学术的传承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李敖说过，“疏于自省”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弱点之一。书是无罪的，同一部《孙子兵法》，日本人读之则可成商界巨富，赵括读之则令四十万赵卒成为坑中之鬼。梁元帝年纪轻轻就被魏人所杀，他的死对历史进程没有多大的影响，但他江陵烧书的火光，与秦始皇焚书的火光遥遥映照，是中国文化自身酿成的中国文化的悲剧。
六十五
薛嫔有宠于齐帝，久之，帝忽思其与岳通，无故斩首，藏之于怀，出东山宴饮。劝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于柈上，支解其尸，弄其骼为琵琶，一座大惊。帝方收取，对之流涕曰：“佳人再难得！”载尸以出，被发步哭而随之。
这是一种变态的爱情，即使是后现代主义者们也难以想象。齐帝若把他的想象力运用到写诗或画画上，他也许会成为兰波或毕加索。可惜他把想象力用到了杀戮上。
六十六
齐显祖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驰走，从者不堪，帝居之自若。三台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距二百余尺，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殊无怖畏；时复雅歌，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尝于道上问妇人曰：”“天子如何？”曰：“颠颠痴痴，何成天子！”帝杀之。
这个顽童皇帝在今天会是一个体操或田径运动员，说不定为国家捞得一两枚奥运的金牌。但体制把他像螺丝钉一样限定在皇帝的位置上，他改变不了命运，便只好捣蛋了。帝王们有一大半都是这样的玩意。
六十七
齐主囚永安简平王浚、上党刚肃王涣于地牢。齐主临穴讴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觉声颤；帝怆然，为之下泣，将赦之。长广王湛素与浚不睦，进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闻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见汝！”帝亦以浚与涣皆有雄略，恐为后害，乃自刺涣，又使壮士刘桃枝就笼乱刺，槊每下，浚、涣辄以手拉折之，号哭呼天。于是薪火乱投，烧杀之，填以土石。后出之，皮发皆尽，尸色如炭，远近为之痛愤。
中国的历史比英国浩瀚百倍。英人莎士比亚犹能作一系列宏伟的历史剧，中国人为何写不出一部像样的历史剧？就连曹禺、郭沫若这样的大家，也只能写出《王昭君》、《屈原》这样小儿科的作品。
其实，史书上的好些段落，本身就是比戏剧还要戏剧的段落。就像上面这段齐主杀死两位亲兄弟的场面，两百余字，当事人面貌活灵活现，言语一字不可更替，有如《辛德勒名单》之片断。建议有志于戏剧电影创作的朋友写写这样的历史场景，不然，老是项羽、刘邦、武则天、唐明皇粉墨登场，离真正的历史只会越来越远。
六十八
齐显祖尽诛魏朝元姓王族，或祖父为王，或身尝显贵，皆斩于东市，其婴儿投于空中，承之以矛。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漳水，剖鱼者往往得人爪甲，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