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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惠帝的两句话道出宫廷的秘密，他居然说自己的母亲为“非人”，在以孝为标榜的中国的确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他的谥号是“孝惠”。其实，千百年来，宫廷和官署中哪里居住过“人”呢？他们不过是一群残忍的豺狼虎豹而已。于是，心眼好的孝惠帝只好短命，迅速“崩”了。
八
汉景帝减笞法，更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笞令：笞长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对此，司马光的感叹是：“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司马光自己生活在优待士大夫的宋代，却嫌汉代对老百姓的生刑太轻，这家伙的心理也太阴暗了。我若是造物主，一定要把他送到明朝去，让他尝尝廷杖的滋味。明朝的廷杖在朝堂上杖毙了千百计的文人士大夫，它的“生刑”的程度大概会让司马光先生心满意足吧。我想，训练有素的锦衣卫能够测量出司马光先生的屁股有多厚。
自古以来，那些帮忙与帮闲往往比主人要残忍苛刻数十倍，司马光即是这样一个典型。
我又想起了一个叫新加坡的岛国，它是号称用儒家文明来创造经济奇迹的，而它的鞭笞之刑则是低犯罪率的保证。因此，新加坡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堂。
我还想起了抗战中一出著名剧幕的名字——《放下你的鞭子》。这句话更应该对虚伪的汉景帝、阴毒的司马光以及新加坡人和新加坡的崇拜者们说。
九
周亚夫一举平定七国之乱，殊不知功高震主。景帝乃赐其食，独置大块肉，无切肉，又不置筷。亚夫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筷。上视而笑日：“此非不足君所乎？”亚夫免冠谢上，上曰：“起！”亚夫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这段话是君臣鱼水情的最好注释。景帝设下一席比鸿门宴还要鸿门宴的酒席，以观察亚夫的举止。亚夫在战场上能指挥千军万马，却避不开皇帝的陷阱。这位心直口快的将军果然沉不住气了，他要去取筷子——可见他对皇上心怀不满！皇上希望看见的是，即使碗里是一团粪便，周亚夫也应当恭恭敬敬地吃下去，然后三呼万岁，这才是大汉帝国忠心耿耿的大功臣！
于是，周亚夫必死无疑。不久，他的儿子为他买用于葬礼的甲盾，结果被诬为谋反。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耳，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亚夫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
这个廷尉的话足可开创一门新的逻辑学——说你反，你就反，不反也是反；地下反，地上反，一样都是反！文革思维并不是始于文革，它潜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深层无意识里，时时都可能爆发。
专制主义对大小官吏都一律实行慷慨的“拿来主义”——给你权势，给你俸禄，给你压迫别人的力量，给你收取贿赂的机会，给你一家老小乃至“鸡犬升天”的荣誉……但是，这一切都有可能突然被收回去。为了避免遭到“被收回和被拿走”的命运，奴才们便拼命地往长城里挤，竭尽全力把自己变成一块坚硬的砖头，为巩固长城奉献自己的一生。盼望“拿来”，害怕“拿走”，这是奴才们心中相辅相成的两种感情。周亚夫的命运没让任何人觉悟，这出戏还将一代代地唱下去。
十
武帝立钩弋夫人之子弗陵为太子，他对钩弋夫人说：“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赐死。武帝认为自己立子杀其母的做法非“儿曹愚人”所能理解：“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骞，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我不知道新旧各派大儒们会怎样解释这段惨酷的历史。儒家不是最讲究人伦和孝道吗？孝是儒家用来作为稳定家庭家族、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和法律基础。我不知道可怜的太子怎么办才能实践他的“孝道”——他该孝敬母亲，那么，就要为母亲报仇，就要杀死杀害母亲的凶手、他的父亲；同时，太子也该孝敬父亲，但是父亲却是他的杀母仇人。他比哈姆雷特还要尴尬。看来，就连“奉天承运”的天子都不知道该怎样去“孝”，那三纲五常岂不都是骗人的鬼话？
在白云观游览的时候，我看见墙上有用白玉雕成的“二十四孝图”。仔细一看各个故事，我简直厌恶到了极点，全是一些血淋淋的吃人的情节。时下不少老先生又把这些“传统美德”大树特树，然而，他们自己的子女、孙子孙女却全都在大洋彼岸过着自己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不是说“父母在，不远游”吗？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用道德评判来代替体制建设。那么，这个国家永远是一个虚伪而残暴的国家。汉武帝杀钩弋夫人时洋洋得意的神态，至今依稀浮现在国人的脸上。我每每看到类似的神态，便恨不得一巴掌打过去，但想到自己是一个甘地的信徒，又住手了。还是鲁迅说得好：“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新儒家的大师们斩钉截铁地认为，儒家学说是让人好好生活的。那么，就让他们去给武帝的太子当老师吧——他们能让父母互相残杀的太子最终解决伦理困境并变成一代圣哲吗？
十一
汉成帝修昌陵，久而不成。连皇族刘向也看不下去了，上疏说：“及徙昌陵，增卑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近卒。功费大万百馀，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臣甚愍焉！”群臣也议论说：“卒徒工庸以臣万数，至然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
中国的统治者对治国一向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只喜欢做两件事：一是迷信佛道，以求长生不老；二是大修陵墓，以求永垂不朽。上面两段皇族和高官的言论，想来不会有多少的夸张，而只会有相当的缩小。昌陵地势低，成帝想填高，便从东山取土，居然使得泥土的价格同谷物相同！这些正是中国史书中最为精采的地方。国学大师们大概又找到了沾沾自喜的论据：你们快来看，中国在汉代就多么繁荣富强，谷物像泥土一样多！
修筑陵墓，使泥土价比粮食，皇帝的本领就有这么大。恐怕连齐天大圣孙猴子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变这么稀奇的戏法。谁叫“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呢？我又想，越是残暴的独裁者，越对“身后事”感兴趣。近来读到一篇苏联医学专家的采访记录，他是负责处理斯大林尸体防腐问题的首席专家。他一往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如何挑灯夜战、绞尽脑汁，解决防腐的技术难题，开创了科技新纪元，从而使得领袖的尸体在水晶棺中栩栩如生。而今，这个专家失业在家，昔日辉煌不在，真是黯然伤神！我忽然想起金字塔中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奴隶来，惊出一身冷汗：历史在流逝，人类为何没有一点的进步？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与古代埃及的奴隶，为何精神境界竟是如此的同一？不过，还是有了一点进步：在今日极权主义垮台的俄罗斯，这名科学家毕竟失业了，再没有领袖的尸体让他“防腐”了。
十二
王莽篡位之前，群臣奏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
这段文字暴露了汉语及汉语思维的本质，一言以蔽之：虚伪。“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不过在一步之间而已，谁都当不得真、也都当不得假。所谓“假皇帝”，早已把“真皇帝”捏在手心里。
《封神演义》中任何神仙的法宝，也不具备汉语的魔力。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2）
十三
王莽末年，“关东人相食”。中国的史籍上，“人相食”比比皆是，为什么唯有鲁迅才发现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呢？
“人相食”不足为怪。我感兴趣的是下面的一段记载：“莽又多遣大夫、谒者分教民煮草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费。”由此可见，王莽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他是“代用品”的发明者。我不知道王莽发明的“草木酪”是不是比观音土更好吃，但我听说过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又在津津有味地咀嚼各种神奇的“代用品”，他们中自然有我的父老乡亲。
今天，在京城及其它城市里，餐饮业和色情业生意兴隆。在摆满飞禽走兽的餐桌上，官员们的肚子日渐膨胀，有如孕妇。
读晚清笔记，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同治三、四年，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后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惨矣。”读至此，不禁毛骨悚然。吃人的行径其实是我们历史中的“常态”，这样的历史，并非没有重现的可能。
十四
刘秀的部将耿弇被誉为一代名将，“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
屠城三百，究竟杀害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呢？我无法统计。读至此，我恨不得把《通鉴》扔进茅坑中去——司马光之流，自诩为大儒，何尝有一丝悲悯之心？居然用这样的文字来为刽子手歌功颂德！
十五
和帝邓皇后为贵人时，“独尚质素，其衣有与阴后同名者，即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放先后言。”帝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而阴后在和帝患病时则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吓得邓氏差点饮药自尽。
宫廷内外，人人都是“偻身”之人。邓氏的作为全是假装出来的，目的是受到皇上的赞美。皇上却认为这就是“德”，而阴后与邓氏有生死一线之争，故能洞悉邓氏内心的隐秘，乃生杀心。整个帝国就像是一间冲洗胶片的暗室，容不得一丝光明。
十六
汉代经学，走向虚伪的极端。做学问与做人都是一样。陈留仇香，“虽在宴居，必正衣冠，妻子事之若严君；妻子有过，免冠自责，妻子庭谢思过，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终不见其喜怒声色之异”。
最不幸的人就是做这个伪君子的妻与子的人。倘若要我一生侍候这样的一具僵尸，我宁可一头在墙上撞死。大奸大恶如曹操者，有一二分率真，倒还让人感到“人气”扑面而来。最可恨的是那些僵尸们，谁是僵尸呢？古有这名一代大儒，今有言必马列毛的教条主义者（李锐先生的女儿李南央笔下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马列主义老太太）。
十七
董卓大军所至，“二百里内，室屋荡尽，无复鸡犬。”捉到俘虏，“以猪膏涂布十馀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