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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温斯顿仍然坚持人性可以克服党性，在众口一辞“二加二等于五”的世界里，他认为“自由即是能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他认为，此项坚持实质上即维护了爱好真理的自由。
两人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比比皆是：《圣经》中约伯的追问、《浮士德》中的浮士德与魔鬼的赌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主人的独白。奥威尔的悲观估计胜过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笔下的温斯顿最后无法战胜“一零一号刑室”的恐怖，终于屈服了。温斯顿出卖女友赎出自己，放弃了爱情，恢复了“健康”，成为政府里循规蹈矩的废物。温斯顿“战败”了自己，死心塌地地说“二加二等于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
《一九八四》的副题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奥威尔通过温斯顿的“死亡”表达了对人类前景的绝望。当时，共产主义浪潮高涨，民主阵营居守势。奥威尔深切的感受到权力对人类的异化，因此他在小说中作出了黯淡的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绝望，宗教法庭的庭长对重到人间的耶稣说过这样一段话：“人民只要面包，不要什么自由，你所强调的人对善恶有选择的自由，只能增加他们的痛苦。我们天主教假你之名，实为魔鬼效力。但人民只要听话，都有面包吃，生活很安定。你再度降世，扰乱我们建立的秩序，明天就把你活活烧死。”而在《一九八四》中，奥伯兰的理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党为自己的利益而争取权力。我们对别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专在权力。”权力将人性吞噬了，人们成为一群行走在钢筋水泥建筑之中的行尸走肉。
奥威尔早年也曾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发现，被同一信仰的同志杀害的“同志”，甚至比死于法西斯枪炮下的还要多。他由怀疑进而决裂，一旦回头是岸，对极权主义的洞察就显得极为深刻。在奥威尔看来，二十世纪以前的极权主义仅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目为疯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们仍有写作的权力；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则直接摧毁人性，像温斯顿这样的思想者从肉体到灵魂都被消灭了。对此，奥威尔的忧虑是深远而沉重的：“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奥威尔去世之后近二十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辗转流传到西方世界并正式出版。一个与《一九八四》惊人的相似的、无比恐怖的世界浮出水面。此时，人们在叹服索尔仁尼琴的勇气的同时，也更加叹服奥威尔的先见之明。
奥威尔十分关注语言体系被毒化的问题。《一九八四》中的海洋国有三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第一是“过去的改变性”——过去的事是没有客观生命的，它仅仅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的记忆里。内党控制了所有的记录，也就同时控制了人的思想。这样一来，历史自然可以随意改造。第二条是“双重思想”，即人们必须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事实：一面故意撒谎骗人，一面诚心诚意地相信自己的谎言；一手遮盖客观事实，一手却紧握这个事实，等到于已有利时便拿出来使用。第三个教条，是以“新语”为革命的最终目标。“新语”的全部目的是缩小人类的思想范围，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学者日以继夜地编写《新语词典》，使人们拥有的表达思想的语言少得连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语”在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明目张胆地造假的、服务于权力的语言体系。正如斯大林那句警告列宁遗孀的名言：“你要再不识相，我就要召开党代会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你要相信，党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读到这里，读者已经分不清楚这究竟是小说还是活生生的现实了。在《一九八四》的末尾，有一个名为“新语规律”的附录，使得小说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觉，亦使盲目乐观的读者开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语言系统。
二十世纪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何风靡全球？群众为何逃避自由的职责？现代人的性格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生产力的解放会不会带来人类精神的解放？对正义的追求为什么会蜕变为残酷的专制统治？半个多世纪以后，奥威尔视为“未来”的“一九八四”早已为我们逾越，但奥威尔思考的这些问题一个也没有过时。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这两本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书，我们看到的是人类自身的脆弱。弗洛姆的《逃离自由》与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可以看作是奥威尔这两部小说最好的理论注释。奥威尔自己说，若不是肺病的折磨，他的小说的结尾还不至于如此悲观。诗人余光中在《致奥威尔》一诗中曾写道：
垂死的肺病患者，三十三年前
自己的喘息都已不继
就咳尽你一腔的热血。
然而，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尽管思想者是如此的孱弱。奥威尔在思考、奥威尔的每个读者也在思考。只要有人在思考，人类就不会在“一九八四”成为一座血腥的“动物庄园”。这也许是我对未来惟一的信念。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
一
商鞅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赵良对他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秦人以商鞅为仇寇，商鞅亦以秦人为仇寇。独夫民贼其实也挺可怜的，整天惶惶然不可终日。然而，没有万无一失的保护措施，凯撒以降，死于刺客之手的独裁者数不胜数。人们往往谴责刺客搞“恐怖主义”活动，殊不知，“恐怖主义”的根源乃在于专制体制本身。后人痛惜作为“改革家”的商鞅惨死于车裂，但有谁记得那成千上万被商鞅诛杀的无名的民众呢？商鞅有句名言：“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从此，中国与法治社会绝缘。
二
宋康王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射天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以示威服鬼神。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
在中国历史上，“万岁癖”并不是个别的现象。也许中国人的血液里多多少少都遗传有宋康王的毒素。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所描述的日月神教其实就是赤县神州的缩影，中国的历史自古以来便是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之流长袖善舞的舞台。
近来从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南方某富豪起巨宅雇奴仆，让奴仆叫自己“老爷”。我不禁毛骨悚然，耳边又回荡着宋国宫中“万岁”的呼声。
三
宋康王只是一个小国的诸侯，他的变态心理也就止于呼喊万岁的游戏。到了秦始皇的时代，阴暗心理大发作便蔚为大观。
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能渡。上问博士日：“湘君何神？”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中国皇帝名为“天子”，其实他们并不怕天。连天都不怕的统治者对百姓歹毒过于洪水猛兽（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也有一个革命领袖洋洋得意地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西方的君王怕上帝、怕议会，中国的君王则自以为是恐龙，张口便吞噬百姓。秦始皇的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观”，我却不以为然：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只能由埋在地下的帝王陵墓工程来作为见证，这究竟是这个民族光荣还是它的悲哀？
基于相同的理由，我对壮观的埃及金字塔也充满了厌恶之感——金字塔再伟大，也仅仅是法老们肮脏的尸体的存放地。
四
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丞相的车骑众多，很不高兴。身边的人立即告诉丞相，丞相便减少了自己的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
法国大革命中有人尝言：“宫殿乃是人间地狱。”此说不诬。历代皇帝与丞相（或者太监、将军）的勾心斗角，最伟大的戏剧家也无法淋漓尽致地再现。丞相买通皇帝身边的侍从，一有风吹草动便能了然于胸。而皇上做得更绝，干脆把这些侍从统统杀掉，看你还收买谁！看谁还敢被你收买！
五
刘邦夜行泽中，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有老妪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杀之！”因忽不见。刘邦亡匿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数有奇怪；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
许多爱国者常常以中国有悠久的“史家传统”而自傲，我却颇为怀疑，因为我在许多堂皇的正史中读到数不胜数的像《山海经》一样荒诞不堪的故事。这样的荒诞派小说也给搬入史册中，史册本身岂不成了一部荒诞小说集？
这段记载里，大蛇已经被刘邦杀死了，老妪也突然就不见了，于是刘邦成了这个故事的亲历者、言说者及证人，而且是惟一的。可惜，关于汉高祖的来龙去脉，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元代散曲家雎景臣写的《高祖还乡》，其中有这样几句：“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可惜的是，从古到今，这样出色的文字太少了。
六
李斯要秦二世杀赵高，二世日：“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
秦二世说这段话后不到一年，先是李斯被杀，然后赵高就派遣部将来杀他了。此时，秦二世想见赵高而不得、想得一郡为王而不得、想封万户侯而不得、想与妻子为黔首而不得，被迫自杀。
这出喜剧比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还要精采，统治者们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愚昧如秦二世胡亥者比比皆是。
七
刘邦死后，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召帝观之。帝见，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日：“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孝惠帝的两句话道出宫廷的秘密，他居然说自己的母亲为“非人”，在以孝为标榜的中国的确有点不可思议，更何况他的谥号是“孝惠”。其实，千百年来，宫廷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