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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紧接着有下面一段记载：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无求，无是患也。”
孔鲋的见解显然远不及秦始皇。实质上，“无用之学”才最有用，统治者最害怕的恰恰是“无用之学”。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福柯进一步提出“话语”的理论，并将话语与权力联系起来。如果说语言关注的是“说什么”，那么话语关注的则是“怎么说”和“如何叙述”。话语是人的全部生活形式和思维形式的“浓缩物”，是在人的现实生活和人历史中起着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语言之手”，即历史文本和现实文本的编码方式。如果用福柯的理论分析李斯的那段语，实质上就是官方与知识分子对话语权力的争夺，最后通过焚书这一惨烈的形式决定了胜负。从孔鲋的话中可以发现，知识分子对语言的自觉远不及统治者，这也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之一。直到明朝出现一代奇士李贽作《焚书》、《续焚书》，才算对语言文字的意识形态内涵有了崭新的认识。明知书要被焚，依然孜孜不倦地写书，且以《焚书》为书名。在这痛苦的悖论中，李贽充当了一个中国的西西弗斯似的角色。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有一篇以“焚书”为主题的小说《可怜老》则是从另一个角度锲入，与秦始皇的“焚书”行为相映成趣。秦始皇的焚书，目的是实现对语言的垄断；《可怜老》这篇小说中的焚书，目的则是实现对语言自身的突破。故事中不知名的老作家住到朋友的乡间别墅中，打算完成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大作。夜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匪徒，把屋子洗劫一空，并且将他的手稿、资料付之一炬。被绑在椅子上的作家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四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被放进壁炉里：“我不再作声，我的心已经死了……哭叫又有何用？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阻止这种野蛮的行为？一股忿忿而无助的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现在惟一能做的，便是别让眼泪掉下来。我闭上眼睛，直到耳朵不时传来我的稿纸，从资料本上撕下的声音。张开眼睛我看见他以令人作呕的安祥姿态用稿纸慢慢地把火苗煨大，直到我的衣服、脸上以及其他暴露的部分都感受到火焰的势力……弥漫在房里的是人类知识被焚烧所产生的呛鼻的烟味，使人悲伤的程序仅次于人体被灼烧的味道。”
事件之后，作家反复思考：匪徒焚书的动机何在？这是他从这场浩劫中恢复的惟一途径。青年匪徒是一个怀疑、厌恶语言的人，他这样质疑作家：“这个世界已经丧失理智了，这张椅子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或是你太太的。它就是椅子，不是真正属于谁。东西就是东西，对不对？’作家是一个信任、尊重语言的人，他回答说：“假使每个人的想法都和你一样，这个社会很快就瓦解了。”社会的瓦解，首先是信约关系的瓦解。信约是语言的前提，“我的椅子，不是你的椅子”先存在这种以信约关系编码成的语言，才可能推导出“偷盗”的概念。一旦语言的发生者对语言的“真”进行破坏，那么结果正像匪徒说的那样样，他的行为不再是盗劫，而仅仅是让椅子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来 次简单的位移。
作家试图回忆匪徒的语言，并猜测匪徒当时的心境。他记得匪徒有两个口头禅“兄弟”与“对不对”。作家认为“兄弟”这个用语隐含了匪徒企图获得平等的可怜心态，“这正表明他确实知道我与他之间有所差异。甚至因此而惧怕。”而“对不对”这个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代表的意义是“我没有错吧”。它是本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标语。它惟一不能表示的就是自信。从语言学上来说，就像是失落的语符找不到它所归属的语系。“基本上，他无法肯定自己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想所信。”因此，作家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不对”这种表达形式正是文化崩溃的症候，它表示“我不能和你沟通”。这样，作家获得了自我安慰：正因为自己拒绝匪徒将他写入小说的要求，自己的书稿才被焚烧。即使自己的书稿被焚，自己仍然掌握着“语言魔术”，拥有比匪徒优越得多的地位：“他控诉我们所重视语言及其能力的人根本没有道理，因为我们之中大多数的人，不论是有意无意，都曾尽心尽力地来保存语言的神秘与奇妙，发展语言的科学与艺术。”这样的解释似乎是令人信服的。十九世纪初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曾有一句名言：“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然而，正是在这句语里，我发现了语言的变质。
小说中的老作家是深度近视，这使他拉远了与他人的距离。他厌恶与人接触，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使他远离现实人生，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写书、读书、评书、出版书便是他生活的全部。语言是他逃避现实的武器，他天生驼背，遭人嘲笑，他便利用语言来打击别人，藉此以掩饰自己的缺点。当匪徒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感到的是恐惧和怯懦，但他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借口，说自己是有“清醒的理智”的人，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乖乖就范。最后，他还是为自己的书被焚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他拒绝把语言这种神秘的魔术传授匪徒。但是，语言究竟是作家的魔法，还是他的牢笼？拿他被焚烧的《匹考克评传》来说，匹考克是一个古代不知名的作家，匹考克本人的书已经没有人读了，给匹考克写评传的价值何在？作家自视为知识分子，信仰知识，他的一生都花在寻找一座古墓上，但是那座古墓根本就不存在。他信仰“理性”、“知识”、“民主”，指望于此得到自己的存在，而这些的背后却是空洞的存在。他到底是得到了存在，还是失去了存在？事实上，语言具有无限生成转换的能力，语言可以自由地虚构和创造。人可以调用语言遵从意志编排人的意义。谁具有编排语言的能力，谁就能以语言虚构、创造人的意义。就人的意义对人的指令性而言，谁编 排了人的意义，谁就能具有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权力。这就足以诱惑无数的人，例如那些思想家、作家、演说家、革命家、布道者。他们撒开语言的巨网捕捉那些茫然无辜的人们，同时自己也深陷其中。语言像资本一样被这类人占用，用以维护自己，支配他人。这位作家便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角度反观匪徒的思维与行动，则是对语言的突破。“财产这玩意全他妈的是骗人的东西。”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语。私有制是现代社会运作的根基，取消私有制及其背后的语言体系，实际上是要恢复自己创造自己存在的意义的能力。荣格说过：“在我们的时代被称为神经病人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其他的时代不会是神经病人。如果他们生活在一个人类社会依然通过神话而同祖先相沟通着的时代和环境之中，他们将会使自己免于被划入病人之列。我指的是那些不能忍受神话失落的人，那些既不能进入一个仅仅是外在于人、由科学的眼光看世界，又不能忍受语词的理智欺骗的人。”匪徒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焚书的行为是一种意义深远的象征：他要烧毁的，是人类对语言文字的迷信与信赖；他要解除的，是语言文字对人类的统治与奴役。中国有句古话：“人生识字糊涂始”，西方也有句谚语：“读书是一条由自由通向奴役的道路。”要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人就必须具备对生存语言进行识别判断、反思超越的能力。这才是匪徒焚书的真正用意所在。可悲的是，作家无法了解匪徒的真正用意，反而以语言文字的魔术师自居，再次收集资料创作《匹考克评传》，更加坚定地安身在语言的牢笼中。
小说通过“焚书”这一主题对语言本身进行了检讨。个人生活在庞杂的人世和庞杂的语言中，以自己的生命和语言参与庞杂的社会和庞杂的语言。那么，如何操纵自己的生命的船帆和意志的桨板，才能抗拒语言的垄断、完成语言的超越？福尔斯的回答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得到的自由是孤独的、不安分的、无依无靠的。好比飞蛾定要做破茧而出，否则就要成为死蛹。即使破茧之后面对的是更残酷的世界，但是破茧之后的过程本身，就是可贵的自我了解与实践。”
焚书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的文化现象。如南北朝时梁元帝江陵焚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焚书，都能给我们提供无穷无尽的文化思考。本文仅就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及英国小说家福尔斯《可怜老》中焚书的故事，从语言的角度作一点有趣的比较和粗浅的分析。正如《周易》所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焚书”现象的阐释，我这篇短文所作的不过是万分之一的工作：通过一种高于生活的朴素性反思，让语言向生活本真的朴素性回归。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魑魅人间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一九零三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三十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一九五零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四十七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后世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人，各领风骚。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用于“宣传”的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是粉饰现实的工具、也是蛊惑民心的艺术。奥威尔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二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