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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罗衫、杏黄裙浮沉浪中。紫罗衫是少男，杏黄裙是少女。喜家以重金酬弄潮健儿下水救人。众掖而起，而二尸对面抱，唤之不苏，拆之亦不解。
小说的结尾设置了大团圆：江神救活了情侣，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不相信这个画蛇添足的结局。我想，有情人大多是成不了眷属的，这是人世间最无奈的现实。相拥而死，不也是爱的实现吗？我相信爱情自有神奇的力量，也相信惊涛骇浪中少年男女相拥不分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也许不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但这种信念却是我们仅存的、对抗俗世的武器。爱情的神光圈一天天被住房、职位、金钱所剥离。甚至一块豆腐也会将现代爱情压得粉碎。那么，拥有一点激动的感觉，保持一分单纯的渴求，我们才有资格面对乐和顺娘的激越之爱。
二
爱情本就是种最奇妙的感情，既没有人能了解，更没有人能控制，它不像友情，友情由积累而深厚，爱情却是突发的。它要么就不来，要来，就来的猛烈，令人完全无法抗拒。
激越之爱，泛滥于骑士时代。法国骑士和行吟诗人夏特利亚尔是最后一个为爱而死的骑士。他象征着一个时代和一种情感方式的终结。
夏特利亚尔爱上了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女王那时候还是个美丽的少女，诗人杜倍雷曾说过：“看着她吧，我的眼睛，人间没有什么可以同她媲美。”精通各门骑士技艺的夏特利亚尔深深陷入情网之中不能自拔——倘若能够自拔，就不叫骑士的爱情了。“相信我吧，年富力强的我/如果被死神攫走/罪魁一定是你/是你用你的美/杀死了诗人。”诗句不幸成真，诗人果然为爱而死。
夏特利亚尔的热恋始终只是单相思，他不得不惆怅地承认：“爱情的火焰/在我胸中/熊熊燃烧/但它引燃不了/你的芳心。”然而，青年诗人决意跨过女王和臣仆、尊敬和亲昵、献殷勤和彬彬有礼、开玩笑和一本正经之间的界线，贸然沉浸于他的爱。
一天晚上，侍女在寝殿里发现诗人藏在重重帷幔里面。她们把这越轨的行为看作淘气，装腔作势地训斥调皮鬼几句，把他从寝殿里送出去。女王本人也宽恕了诗人。但姑息的做法并没有给这个为爱发疯的人带来好处。他的爱情战胜了理智的思虑，不久又肆无忌惮地故伎重演。女王巡幸法埃夫期间，他瞒过内侍悄悄地跟踪着女王。女王脱衣睡觉的时候，发现他躲在卧室里。这位被他冒犯的女子吓得大叫起来，惊动了行宫中所有的人。宽恕就无从谈起了。
几天后，夏特利亚尔被送上断头台。作为罗曼蒂克的骑士，他死得很漂亮。他拒绝了教士的送终祷告，只是在诗中，在这样一种念头中寻找安慰：“我卑微渺小，但我的痛苦却能不朽。”
这位勇敢的行吟诗人昂首步上断头台，没有唱赞美诗，也没有祈祷文，而是大声朗诵他的朋友龙萨的名篇《致死神》：“死神呵，我等待你，好心的朋友/使我摆脱不堪忍受的痛苦。”
在砧板前，他又抬起头，喊了一声（叹息多于哀怨）——“忍心的女人呵！”然后，面不改色地把脖子伸出去挨刽子手的斧子。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的死也带着抒情史诗的韵味。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韵味一去不复返了。爱情成为一项买椟还珠的活动，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在司汤达的笔下，在莫泊桑的笔下，我看到了死气沉沉的客厅和卧室，死气沉沉的丈夫和妻子。嫁妆比爱情重要，面子比爱情重要——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比爱情重要。夏特利亚尔作为情场的堂·吉珂德，隐没在历史的地表之下。在他人头落地的瞬间，激越的爱情也无可奈何地死去。人类的进步总得付出代价，包括牺牲爱情。这是残酷的，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我怀念夏特利亚尔，如同怀念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他比歌德更懂得什么叫爱情。
三
陈凯歌在拍《风月》时，反复说，爱情的激烈程度“那是可以拔出枪向你开枪的”。是的，激越之爱多少是蛮不讲理的。坡坡坎坎，要过去，也只能不讲理。我想起了最不讲理、也最讲理的郁达夫。
郁达夫青衫红粉、走马江湖，蓦然回首见到了王映霞，中年的颓唐顿时化作少年的激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贴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他的攻势是猛烈的，如同赤膊上阵的许褚。郁达夫的朋友都没有想到，他居然这样专一地去追求一个女子。达夫说：“我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可以牺牲一切的，是如猛火电光，非烧尽社会、烧尽已身不可的。”他已隐隐感觉到激越背后的悲剧性。岁月不是白过的，不是这里，便是那里，隐伏着暗礁，你能躲过吗？
在读达夫致王映霞的情书时，我感到人生最苦的便是爱情了。“我们只要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哂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映霞，我只怕你心要动摇，要看到那些世俗的礼节虚荣而动摇，所以我诚诚恳恳的求你，求你信赖我到死，把我当你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看，比你一切礼教、虚荣、金钱、名誉都要伟大。因为我对你所抱的真诚之一，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斩钉截铁的语气，掩盖不了对未来的恐惧。如陈凯歌所说，拔枪射击固然激越悲壮，但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还有如此魅力吗？达夫的长处正是他的短处，音色太好的琴弦总是易断，激越的爱情往往不易维持。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没人。”爱情到了举重若轻的阶段，总是掺入“怕”的因子。甜蜜是理所当然的，可这是付出代价的甜蜜，包含着生命的痛苦。达夫爱映霞自然毫无疑问，但映霞呢？她承受不了达夫异于常人的、波浪形的情绪，达夫的紧张、达夫的敏感、达夫的颓唐，她无法理解，自然也无法用似水的柔情去化解。
两人结婚十年，日日厮混。达夫在西子湖畔筑风雨茅庐，自以为“死后神魂如有验，何妨同死化鸳鸯”。谁知一次远行、数月分离，乃有悲剧的诞生。达夫托好友许君照顾映霞，两人因而苟合。我无意对王氏和许君作道德上的指责。在我看来，激越的爱情从本质上就是短暂的，达夫与映霞能维系十年，已是奇迹。即使没有许君的介入，他们俩人也没有“天荒地老”的可能，冲突和裂缝早已在达夫离开前出现。
一九三八年一月，达夫动身返家，在福州王天君殿求得签诗：“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不得，鸣鸠已占凤凰巢。”诗句奇突，达夫一路心境低沉。归家后果然闻变，晴天霹雳，之后心如死灰。“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此后，两人又有数年之分合纠缠，乃至在报纸上刊登决裂之启示。昔日之情意被愤怒和厌倦所取代。杭州沦陷之后，日军焚毁了达夫一生心血修筑的爱巢。家事国事大变，在抗日的烽火中，达夫一瓶一钵走天涯，漂泊到苏门答腊。狂夫忆家却无家，浪子无情情最深，最后在鸡鸣风雨中以身殉国。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郁达夫“这一个”人。在横眉与俯首之间，这好男儿当永生。
没有激越之爱，也就没有持续的痛苦、没有难以抗拒的敬畏、没有临深渊的感受。我们的存在是脆弱的，美丽的事物与情感也一样。激越地爱过的人，站在象牙塔的顶端，默默地凝视着最久远的时间、最遥远的国度。
由于激越，由于激越中的悲剧性，由于激越的洗礼，一种新的生活于是开始。
四
帕斯捷尔纳克在致情人奥尔佳·伊文斯卡娅的信中写道：“当我写信的时候，始终无法摆脱对你的感情。要是能够亲吻你而不是以笔和纸来表达爱情，那该有多好！”年过六旬的诗人称奥尔佳·伊文斯卡娅为“那么亲爱的饱经痛苦的女人”。一九四六年两人相识的时候，他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五十六岁，结过两次婚；她是文学编辑、诗人的崇拜者，三十四岁，正在寡居，有一个女儿。一切都没有阻止爱情的发生，他们两人在一起时是幸福的，但给彼此带来更多的是痛苦。
一九四九年伊文斯卡娅被捕入狱，官方要求她交待帕氏的“罪证”。但她在威迫下没有背叛爱情。帕氏也深爱着她，由于集中营中只允许与近亲通信，他便以“妈妈”的名义给她寄去明信片。“我写给你的信本当像柔情与忧伤的激流一般从心窝里径直向你奔涌。但，这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做到的。”激越的爱在残酷的压制下，成为潺潺的潜流。正是这样的爱，成为帕氏创作《日瓦戈医生》的巨大动力。伊文斯卡娅就是小说中温柔而坚韧的拉拉。
一九五三年“拉拉”出狱后，一直为帕氏的创作奔波。当帕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遭到全国批判的时候，她陪伴在他身边，给他温暖和安慰。她还作为丈夫的代表，勇敢地出席了苏联作协会议，替他承受辱骂和抨击。帕氏在心中称她为“我的金子”，感叹说，“我的欢乐和我的美丽，这是何其不可思议的幸福啊：天下居然有你这个人，世界上竟有找到你和见到你这种难以想象的可能。”
一九六零年五月，在帕斯捷尔纳克最后的时刻，“拉拉”又来到他的身边。帕氏受尽精神的折磨，临终前像婴孩一般脆弱。“我整天都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全部，给你写信就如同给我自己写信一样。”“我与你紧紧相拥，我因为感到眩晕，几乎要落泪了。”他把最后一部作品、剧本《盲美人》的手稿交给她保存。
一九四九年的入狱，非人的折磨使伊文斯卡娅流产，失去了她和帕氏爱的结晶，这是她一生的遗憾。一九六零年八月，帕氏逝世后三个月，苏联官方趁西方出版社给伊文斯卡娅送稿费现款时，再次将她逮捕，并扣上新的罪名“走私犯”。同年九月，她在文学院念三年级课程的女儿伊丽娜也被逮捕。
诗人不可能预料到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而他心爱的“拉拉”——坚强、美丽的俄罗斯女子的象征，独自承受了此后所有的苦难。这是爱的代价。她像俄罗斯的沃土一样，孕育那高大的白桦树伸向天空。诗人生前在给德国女诗人雷纳特·施维采的信中说：“秘密机关认为她是我最亲近的人，所以便把她管起来，想通过折磨人的审讯在威逼之下从她口中套出足够的罪证，以便对我进行司法上的追究。由于她的英勇和坚韧才保存了我的性命，所以在那几年里没有抓我……”他把她称为“乐天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化身”。事实证明，“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