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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知，如何行，如何处理知与行的关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古老的新课题。
躲避崇高的“崇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在王朔暴得大名的同时，杨绛先生这位“槛外人”也迅速为文化传媒所关注，也许杨绛主观上对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书的现象不以为然，但这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杨绛的散文和王朔文集是书贩最为青睐的两类文学作品。我透视人们极为浮躁的阅读心理，竟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极为生动地象征了知识分子在创伤之后的大撤退。在王朔的作品里，处处可以看到一类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夹缝里的不乏机智的俏皮话。正是这些不痛不痒的“反语”使人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自己能说的话也就止于此了。而在杨绛的散文集里，知识阶层则发现了一种与现实拉大距离，卸下沉重负荷之后的仙风道骨，更为之而心驰神往。市民阶层同样在其中找到了证明自己人生哲学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证据。于是，大家慨然叹曰：生活原来如此简单，躲避崇高不也是一种崇高吗？
“躲避崇高”的始作俑者应该是王蒙先生。他在《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盛赞王朔：“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抢，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儿们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不知王蒙先生撰此文时，坚硬的稀粥还坚硬否？王蒙表面上赞王朔，实际上是赞自己。“进退——成规——成矩，从容——若龙——若虎”，只有躲避崇高，善识时务方为俊杰，这就是当代最聪明的中国作家的人生信条。九十年是退守主义哲学全面卷土重来的时代，“聪明”已经进化得无以复加，对行动的怀疑，对言说的怀疑，对大众的怀疑，对自身的怀疑，对选择的怀疑，终于发展成为对崇高的逃避，对痛苦的逃避，对岗位的逃避，对判断的逃避，对追问的逃避。没有读过多少书的王朔和饱读诗书的杨绛，都在“逃避”的风车的转动下扶摇直上九万里。我把王朔与杨绛并列，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极易受到他人愤怒的诘责：你是否故意标新立异？其实，这正表明我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是文本自身，而是读者群体心态所标示的文化坐标取向。
再回到堂·吉诃德的中译者身上来。杨绛先生这样一位释道精神的真正传人，居然呕心沥血翻译象征“行动就是生活”的堂·吉诃德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许杨绛想用此书来警示八十年代有些急躁不安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实现即是思想者的毁灭。杨绛的人生态度乃是非规范化，非政治化，在她的散文中，我们更多地品味出《菜根谭》、《小窗幽记》这样一类明清小品文的韵味，既有洞彻入世的世故之谈，又有超越世俗的内在欢悦。但是，拒绝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关怀，退守到个人生活的天地里以后，清高、经验、欢悦则极有可能流于空疏、怯弱、庸俗，人格的分裂恰恰在此时出现，此外攀登得越高，从另一面看，却是离根基越远。
我不禁想起了海德格尔的悲剧，尽管他伟大的哲学为贫乏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怎样一个诗意的栖居地，但他那高贵的头颅却在纳粹的暴政下可耻地低下了。我们无法猜度他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时是何种心态，但他为一时而牺牲永恒的选择终为世人所垢病。胡塞尔早就说：“我们切勿为时代而放弃永恒。”然而，作为老师的胡塞尔恰恰被自己那个“为生存而放弃崇高，为时代而放弃永恒”因而荣升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得意弟子海德格尔无情驱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的确令人哭笑不得。我更感兴趣的是，海德格尔恰恰是老子的崇拜者，他认为自己与老子这位东方大哲心心相印。老子的哲学，是否也被海德格尔当作落水时的一种遁词呢？哲学的诗化，同时也带来实践理性层面的严重缺失，而这种缺失，至今仍未被痴迷于诗化哲学的中国知识界充分认识和疏理。
堂·吉诃德的不合时宜在于行为不受思想的束缚，行为过分趋近于理想；而杨绛先生缺少的却是实践层面的介入，思想的杯子太大，有形的“水”太少。然而，“知”、“行”合一又谈何容易！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上也难得有几个知行合一的典范。吴宓先生《雨僧日记》中的自况至为真挚：“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事，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由目睹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愿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相背驰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由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路此二马之背而不能，我其奈之何哉！”真是字字皆有千钧重。吴宓先生以自由的心态坚守文化传统，在灵魂撕裂中完成生命的崇高。内在精神上的超越于时代与现实行为上的滞后于时代，知的敏锐与行的执拗，使他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悲壮的“骑土”之一。
当王蒙先生一边高谈冲锋诺贝尔文学奖，一边阔论躲避崇高的时候；当市民被紧紧吸引在放映王朔电视连续剧的屏幕前，而知识分子出于直觉把杨绛先生当作大睿大智的时候，我体味到的却是一种等待戈多的深深的荒谬感。要想以躲避崇高的文学去冲锋诺贝尔文学奖，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要不然，出了几十本诗集的汪国真先生和出了几大本文集的王朔先生早就双双问鼎成功了。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说得好：“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的海明威、萨特、加缪，还是帕斯捷尔纳克、马尔克斯、略萨，无一不是肉体与心灵合一、战斗与创作合一、精神与文字合一，承担黑暗、承担苦难、承担崇高的伟大作家。中国作家在诺贝尔奖名单上的缺席，并不仅仅是翻译上的原因。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除了躲避的聪明和退守的逍遥外，还迫切需要别的东西。
最后，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天问”来结束本文：“假如世界到达了它的末日，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中，人们问你是否已经理解了你在大地上生活，你所到达的结论是什么——人们只能提及堂·吉诃德说‘这就是我对生活所到达的结论’——你能因此责难我吗？”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书是书，道是道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说来自惭，我是到了北大以后才知道殷海光的大名的。自由主义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最大的异端，更何况殷海光是当代中国罕见的自由主义者。于是，这位西南联大的校友便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
殷海光的思想，远溯罗素，近承海耶克。起步五四，却又超越五四；困居孤岛，却又胸怀人类文明。在他的观念活动动里，同时潜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反传统思想，第二是启蒙。童少年时，他生活在一个已然败落的家庭里，但长辈依旧虚伪地生活，令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叛心理。西南联大的七年，他受教于金岳霖，严峻的论断，道德的呼吸，铸造了他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五四中人”。但他又不迷恋、膜拜五四，而清晰透彻地看到了五四的几个弊端：一是胡适一批人的学养和思想根基本来就太单薄；二是五四人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的“求自由”，而是“求解放”，三是新人物反旧，旧人物反新，遂成两极，难作理性的交通。那么，殷海光自己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不难窥见殷氏的心路历程。因为是与私爱的得意弟子通信，故时时有肺腑之言，写这些信的时候，心灵是开放的不设防的。在学人与思想者之间，殷氏选择了后者。“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问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虽然，殷氏敬重康德，但更愿意做伏尔泰。
但是，殷海光所处的时代，既非欧洲的启蒙时期，也不是中国的五四。他的时空极为仄逼：蒋氏政权在岛内为维护绝对统治散布蒙昧与压制，整个社会处于恐惧、伪善、虚脱的状态。自由主义的种子能够孕育生长吗？殷氏在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别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的不幸之源啊！”人在孤独的时候最容易脆弱，这便是殷氏脆弱的一面，但他却能扼住脆弱的喉管，挤出滑进生命里的毒素，然后重新上路。
书是书，道是道，道在心中，殷海光的学术研究不是中性的，不是规范的，他绝不放弃价值判断。即使是逻辑学，他也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在五十年代以来整体性的思想崩溃与学术混乱中，他几乎是两岸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