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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一九四九年之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阁。五六十年代对教育领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冲击。直到一九八九年，北大有关方面还将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动学潮的罪魁祸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现，一时之间，在蔡元培为之耗尽心血的北京大学里，居然人人谈“蔡”色变。有人企图创造出一个彻底清除了蔡元培极其精神的“新北大”。这种蝼蚁撼树的“努力”，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蔡元培先生仍然安息在遥远的南国，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学子们还是忘不了老校长。近年来，一直有将蔡元培墓迁回北大，让老校长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议。而北大校长办公室给一位居香港的校友复信称，学校领导对建议进行了研究，答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重要部分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由北京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兴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经批准以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距离甚窄，声闹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适当场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庆期间，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几个不伦不类的现代雕塑、树起了大量的广告牌，甚至还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宝洁公司广告的、供体育锻炼用的人工攀登岩。这一切行为做起来又那么顺理成章，似乎没有经过太多的手续，也没有受到文物部门的干涉。
偌大一个校园，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这说明，北大已经离“北大”很远了。这也从反面衬托了先生的伟大——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那么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质彬彬的他依然令那么多有愧于北大、有愧于中国教育的人心惊胆战。
先生不回来也好，省得他回来看到那么多让他伤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独的——什么时候他不孤独了，什么时候北大就有福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尽管吸收了近代文化的气息，但更多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扑、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然而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着。“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着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着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着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第二辑·反叛之后向死而生（1）
——记几位天才文人的传奇之死
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走这条道——跨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齐克果
死亡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克服的有限性。
我很喜欢《金蔷薇》中的一则故事：渔村里，一代又一代的居民几乎全都死在海上。一名游客好奇地问：“大海太危险了，你们为什么不换一种生活方式呢？”渔村里的小伙子反问道：“我们都会死去，在床上死去跟海上死去有什么区别呢？”于是，我的脑海里闪电般地浮现出几位死去的文人来。他们的死或者是自己选择，或者是突然降临。富于诗意的或者毫无诗意的死，都好像是灯的熄灭与星的坠落。在世纪里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回忆的文人之死：“飞机失事的徐志摩、山海关卧轨的海子、老楼上跳下的胡河清、孤寂地躺在地毯上的张爱玲……他们已经长眠，他们却向死而生。当逝去的生命被纳入漆黑的彼岸世界里，灵魂却结晶成雪白的燧石。被追忆和尊敬所激活的火花，与我们鲜活的生命同在。
徐志摩：是人没有不想飞的
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这皮囊若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徐志摩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午后二时，一架司汀逊式小型运输机展翅北飞，把它的身影投射在深秋斑斓的大地上。忽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雾铺天盖地，飞机顿时迷失了航向。经过几分钟艰难的飞行，飞机撞到了泰山北麓的白马山上，“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冲天大火，挟裹着浓烟坠落山下……这架飞机上有一位特别的乘客——现代诗坛的夜莺徐志摩。在烈焰中，这位年轻的诗人结束了他三十五岁的生命，而他的灵魂已飞向天外，逍遥地“云游”去了。
“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