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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法再像个农民那样善良
只是麦子还在对着善良愤怒地生长
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
或者紧紧鞋带听远处歌唱。
在《冷暖自知》中，张楚还是回归到自我，系紧的只有自己的鞋带。我想起了本雅明写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指出，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而对的是“一群读抒情诗很困难的读者”；九十年代中期的张楚，面对的则是一群不了解自己的歌迷。
张楚的歌声逐渐向“众生平等”的主题集中。他以“雷鬼乐”的外在形式，表达的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情怀是真诚的，在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真诚比金子还要可贵。音乐评论家张培仁这样写道：“这是一九九四年的春天，空气中有一种富裕的气氛。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欲望的冲击。张楚置身其中，看见从身边汹涌而过的人群，他依稀想起生命里许多画面；一点简单的浪漫，也许粗布衣裳，人们的笑容那时还没有什么目的，却有许多天真。他静静地笑，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终将一去不返。”这正是这个时代最细微最柔软的一部分，张楚像老牛一样咀嚼着这些流动的情感，反刍出“众生平等”的思想。他正式拒绝早期引以为自豪的孤独，因为孤独代表的是精英的立场。他更愿意在深深的小巷中呼吸生长。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
别的就不用再问
还保佑太阳按时升起
地上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
小资产阶级
姑娘和民警
升官的升官
离婚的离婚
无所事事的人
在《上帝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中，这段歌词表现出张楚对世事深刻的洞察。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妥协和退却的姿态，但对比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苍天在上》，我便看到了张楚鲜明的先锋色彩。《苍天在上》仍然坚信有一双高高在上的苍天的眼睛注视着世人，善善恶恶，泾渭分明，这是原始图腾观念在现代社会的翻版，凭什么人在下而苍天在上呢？张楚对上苍却并无尊崇之意，上苍的职责被他限定在“保佑吃完饭的人民”这一空洞的要求之上，其他的事呢，人民自己会干。这句调侃的背后，隐约可以看出哈贝玛斯的“公共空间”理论——如果说上苍代表着国家，那么张楚悄悄完成的，是一种权力的转移，权力从上苍那儿转移到看不见的“公众社会”之中。
九十年代初，张楚是一位不愿抒情的抒情诗人；九十年代中期，他开始成为一位躲着布道的布道者。他最让人尊重的地方便是他的同情。“同情”在这样一个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上来看，社会分层急剧加速，中国大陆城镇居民个人生活的基尼系数（即距离１越近则盆富差距越大——一九七八年为0。16，一九九四年已达0。4343，相当于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的水平。拥有一百万财产的富有阶层已达一百万人，而绝对贫困人口则有八百万人。贫富不均，权力膨胀，必然造成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这样的事例报纸上每天都有，许多知识分子却充耳不闻，在象牙塔里用轻蔑的眼光看着芸芸众生。
张楚采取的却是迥然不同的态度，他把同情看作是“将心比心”——每个人包括其自身在内都是被同情的对象，天不必“悲”，人却不能不“悯”。《赵小姐》中描绘了如许的生活状态：
她有一份不长久的工作
钱不少她也不会去做到老
在一种时候她真的会感到伤心
就是别人的裙子比她的好。
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如此地吻合。张楚的优势在于叙述，在于叙述之流中不动声色的真情，这种真情使所有的歌词都明亮起来，像《阳关三叠》一样，从遥远的旅社的窗玻璃外激荡而入。
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同情”，叔本华认为，领悟世界的痛苦也就必须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从而看穿个体化原理，以他人之痛苦为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己之痛苦，这就产生了“同情”。在张楚的眼里，麦子、蚂蚁、苍蝇都是“像鲜花一样绽开的生命”，一只蟑螂、一只耗子的死并不比一位伟人的逝世更不重要。在《和大伙儿去乘凉》中，我体会到张楚想要表达的思想：一切纯洁的爱都是同情，都是“众生平等”。当今，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张楚调侃背后的辛酸，叙述背后的思想。《蚂蚁》是张楚最精采的作品之一，它在理念上达到了对“悲悯”的超越——
蚂蚁没有问题
天之下不多不少两亩三分地
冬天播种夏天还不长东西……
阴天看见太阳也看见我自己
晴天下雨我就心怀感谢
朋友来作客请他吃西瓜皮
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
从这可听性并不强的歌声里，我发现张楚心灵的广度。中国士大夫历来有悯农的传统，但我在汗牛充栋的悯农诗中体味到的却是一种极为伪善的表达。士大夫之所以悯农，目的不过是为了达成人格的自我完善，或是失意时所作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哀叹。与其说是一种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姿态，居高临下的对“他者”俯视的姿态。相反，张楚身处苦难之中，我即蚂蚁，蚂蚁即我，彻头彻尾的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则是一种大度纳百川的宽容，“仇人来了冲他打个喷嚏”，这使我想起《圣经》、想起甘地。这种精神对于润滑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之间日益紧张的矛盾与冲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没有心事往事只是蚂蚁
生下来胳膊大腿就是一样细
不管别人穿着什么样的衣
咱兄弟皮肤永远是黑的
张楚不同于王朔的正是在这些地方。王朔真正做到了“躲避崇高”，张楚唱了无数次“离开”，却不曾真正离开自己的宗教。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关于童年兄弟间生活情形的描述：“我记得，我们特别喜欢‘蚁兄蚁弟’这个词，它使我们想到沼泽地塔头墩上的蚂蚁。我们甚至还做过蚁兄蚁弟的游戏：大家钻进几把椅子底下，椅子外面围些小箱子，挂上头巾之类的东西。在一片漆黑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坐在里面。我还记得所体验到的爱和温存的感情，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这段并不引人注意的回忆，其实是托翁所有伟大作品的源泉。谁不理解这点，谁就不能理解托翁。张楚的歌试图传达的，也正是这种人类越来越疏远的品质。
“孤独的人是可怕的”，这是一种令许多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观点。张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正如海子的出现一样。如果说一九八九年海子之死象征着文学在八十年代所依据的伦理话语（主体、人）和历史话语（黑格尔式的乐观进步的历史信仰）的溃败，以及最后一次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努力的终结；那么九十年代张楚的出现则象征着一个青春不再、激情不再的时代，对真实、对平等、对安稳的渴望，以及由外部世界返归自我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这种表面上的保守，实质上却是可贵的坚执。当布道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放弃的使命时，当年为了捍卫崇高而牺牲青春的王蒙无可奈何地赞赏“躲避崇高”的王朔。而另一群知识分子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使他们拼死捍卫的崇高与大众普遍的生存痛苦之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在这样的精神真空中，张楚则直面这个时代的一切严峻的问题，并以一种外表平淡内心狂热的姿态开始自己的“布道”，他的“道”隐藏在生活的洪流之下，他是布道者亦是受道者。
浪花淘尽英雄，记得的老歌有几首？当我们站在下个世纪的地平线上回首九十年代的时候，这大概是我们关于这个时代惟一能够记起的一句话——孤独的人是可怕的。
第一辑·口吃的人谁是白痴？
读《山海经》，也许是巧合，随便一翻便是那则“夸父逐日”的故事。整则记载只有三十五个字：“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华夏族不像古希腊人和玛雅人，对太阳有绝对的崇拜，但“夸父逐日”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华夏先民与太阳之间神秘的联系。在那灼人的阳光之下，夸父古铜色的脸庞上汗珠闪闪。我想象不出夸父巨人的身躯是什么模样——能将河、渭之水饮尽，气魄之大，恐龙与之相比，大概只是蝼蚁吧。但我想象得出夸父的心灵：单纯、热烈、固执。在古代是一颗英雄的心，在今天则会被看作白痴的心。
谁是白痴呢？我想，夸父临死时候的弃杖之举，表明他依旧深爱此生。一片邓林，与他无涉，为的只是给作后人遮荫。在他接受失败的时刻，成功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安慰他。雅斯贝尔斯说过：“在原始的想象里，悲剧和悲剧解脱是绾系在一起的。悲剧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它们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夸父的毁灭是对作为目的的理想的否定和对作为过程的理想的肯定，“日”已然是一个被悬置的空洞的概念，而生命的本质结晶在动词“追”的上面。
夸父以纯粹的白痴的举动，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
平原上，行走着一主一仆，一马一骡。瘦骑士和瘦马在阳光的斜照中十分惹眼。
远外矗立着几十架推转石磨的高大风车，堂·吉诃德兴奋地说：“运道的安排太好了。你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要把他们一一杀死。”
桑丘说：“您看清楚了，那是风车，上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
这时，风刮动了风车的翅翼，堂·吉诃德的战斗激情高涨。他用盾牌遮住前胸，托稳长枪，踢着驽辛难得，奔向第一架风车。他还大喊大叫为自己壮胆：“不要跑！我要跟你们一决高下！你们面对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无畏骑士！”
他一枪刺出，正好刺中风车的翅膀，那翅膀在风车中转得更猛，立刻把枪杆撅断了，一股巨大的劲道把他连人带马扫了出去，翻腾踢滚，狼狈不堪。
我倾向于把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举动当作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人类意识到，想像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加真实。而白痴，以骑士的身分战斗，战场却被魔法师装进了宝葫芦。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校园里的塞万提斯像前，我苦苦冥想：这位真正的战斗者为什么要精心描述这一幕？为什么要选择风车作为堂·吉诃德的敌人？塞翁在饱受海盗折磨的时刻，大概就已经发现了近代世界所包孕的荒谬性：他为国王而战与堂·吉诃德为并不存在的“原则”而战，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真理是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