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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出来。大家刚要惊呼，第一块“咕噜”一声，早下了肚，第二块已祭到半空中矣。三下五除二，饭才吃了几口，菜已全光。
第三愿是直呼名字
人之有名字，稀松正常，兼平常稀松。贵阁下此生恐怕还没有遇到过没有名字的人。如果遇到，包管你目如铜铃，三天都想不通。刚生下的娃儿当然是没有名字的，但你只要一问，他就马上会有。如果是小子，老爹老娘曰：“就叫他狗屎蛋吧。”如果是一位千金，老爹老娘就会脱口而出曰：“俺叫小咪咪。”于是，刹那之间，大势已定。
然而，这么简单明了的事，发生在中国同胞身上，却死搅蛮缠，把人搞得气喘如牛。这跟农业社会和儒家学派有关。夫农业社会是静态的，知识分子蹲到象牙之塔里，在名字上动动手脚，花样翻新，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儒家学派的精髓恰恰建立在繁文褥节上，知识分子在名字上动手动脚和花样翻新，就更有了理论根据。遂驴毛炒韭菜，成了乱七八糟的复杂局面。
呜呼，一个仅名字就一大串，又加上禁忌，又加上头衔，群魔乱舞，老虎屁股乱撅，不但使人头昏眼花，也使人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势力和隔膜。去年金庸先生回国，特别问我曰：“老头，你的敝大作里，对任何人都直呼其名，都一律先生女士，为啥？”为啥？就是为了大家都一样。
我们有权要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单纯化。直呼名字不过是一个开端，纯靠直呼名字当然达不到目的，但至少可使大脑多留出一点空隙，去记忆和思考别的。
第四愿是联考改变
提起来联考，柏杨先生一向忠心耿耿，誓死拥护。为了它跟人吵过架，也为了它跟有些人横眉怒目，有无数篇敝大作为证，可不是自己猛往脸上抹粉也。盖联考的好处，在于不必忽冬忽冬乱跑，御体不出城门，就可投奔千里外的学堂。贵阁上对科举一定熟悉，多少考生，形单影只地跋涉三个月五个月，去京师殿试。有的固然平安到达，但也有的病在路上，有的死在路上；有的被小偷偷个净光，有的索性被强盗老爷一刀两断。幸而平安到达的，考取啦身价十倍，一旦落榜，只好流落异乡。有钱的还可以租间公寓，坦头苦读，等候三年。穷朋友则只能投宿到破庙，有病没人管，饿死没人埋。多少家庭子弟，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去渺无消息。中国文学作品中很多悲剧——诸如蔡伯喈、陈世美等等，都是用“赶考”作为主题的。幸好从前考生都是脏小子，如果也有女娇娃，恐怕遭遇更要惨不忍睹。那时候就有联考制度的话，分别在各省或各县举行，只把试卷集中京师评阅，将减少多少辛苦，多少生离死别乎哉。
第五愿是——不再托人带东西
事实上，不仅从国内带东西到国外，纵是从国外带东西回国内，灾难同样惨烈。而且也不仅托带东西，还有托买东西，节目更是热闹。跑腿朋友从香港买到后，却在海关没收啦，好吧，怎么交待吧，主顾交给你的是白花花的银子，你却交给他一张没收单或保管单，恐怕三十年交情，立即废于一旦；幸而过关斩将，呈现到他阁下面前，“哎呀，俺不是声明要翠绿的呀，你怎么买墨绿的呀？俺不是说要三十八寸的呀，你怎么买三十九寸的呀？”面色如铁，痛不欲生。跑腿的只好退钱，如果不退钱，三十年交情也准泡汤。但是，惨不忍睹的还在后面，那就是上海式“闲话一句”型的主顾——“拜托，带瓶巴黎最好的香水，多少钱回来照付。”跑腿的立刻就得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胆敢故意装穷，说“没有钱”，那就是瞧他不起，天理不容。千辛万苦买了回来，主顾一把抓到手里，“克丽丝汀迪奥，就是它，就是它，有眼光，有眼光。”一看发票，花容失色，喊曰：“你说啥，五千八百元，上个月迷死王带的一瓶，才一千八。”要想维持这份友情，就得倒赔四千，而且还成了登记有案、恶名昭彰的诈欺未遂犯。
第六愿是——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七愿跟医生使用特特水龙头纸巾；八愿斑马线安如泰山；九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十愿大家都祛除虚骄，不再装葱装蒜；十一愿弄清权利义务，认真做事；十二愿孙淡宁女士的幼稚园，早日开力。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45
安宁
劳伦斯
宇宙有一个大的扩张和收缩，没有原因或为什么，亦没有目标或目的。它始终在那儿运行，就像一颗心脏在不停地呼呼地跳动。它到底是什么——这是永远也说不清的。我们只知道结果是人间的天堂，就像那盛开的野玫瑰。
我们就像流淌的血，像一把从虚无飞向永恒，再从永恒飞回虚无的梭子。我们是永恒的扩张—收缩的主体。我们在完美的冲动中飞翔，并且获得安宁，我们抵抗，我们又尝到了先前就已知道的无价值的痛苦。
谁能够预先选择世界呢？所有的法则，所有的知识都适用于那些业已存在的世界中的事物。但是对未知的世界却没有一条法则、一丁点知识。我们不能预先知道，不能预先宣布。只有当我们安睡在未知的生命之流中，当我们获得了创造的方向，像一只梭子一样在织机上来回穿梭时，我们才能达到理解和默认的完美状态。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编织成今天这个模式，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同现实达到完美的默契。
从未知的冲动中分离出来的是什么？通过这个孤立的自我意志我们又能获得什么？谁能够通过意志找到通向未知的道路？我们被驱赶着，微妙而优美地被生活驱赶着。遵循最罕见的激励便是我们的安宁和幸福。我们在冲动上安睡，在陌生的涨潮中消逝。现在，潮汐已经上涨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我们被送到上升的尽头。当我们在精神的完美冲动中安睡时，这就是安宁。甚至当我们受到毁灭的夹道鞭打时，那也是安宁，我们现在仍然在纯粹的冲动中安睡。
当我们变得非常安宁时，当内心有一种死寂的沉默时，那么，我们就好像在坟墓中听到了一种新方向的耳语：理智来到了。在我们原先所有的安宁被毁灭之后，在原先的生活被毁灭而感到痛苦和死亡之后，我们内心便暗示了一种新生活的满足。
这就是安宁，像一条河一样。安宁就像一条河，滚滚流向创造，流向一个我们未知的尽头。对这个尽头，我们充满了信任的狂喜。我们的意志就像一只方向舵，驾驭着我们，并使我们忠实地顺从这个潮流。当我们陷入一个错误的潮流中时，我们的意志便成了依赖于舵柄的力量。我们凭借调节好的理性来驾驭自己，我们的意志便是在这方面为我们服务的力量。我们的意志决不会因为我按照纯理性去调整方向舵而感到厌倦，我们的意志十分敏捷，随时准备开船绕过任何障碍，克服任何障碍。我们敏锐的理性在那儿调节方向，我们的意志陪伴我们走完全程。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16
爱心绿地
陈洁瑾 王慧兰
他们只是普通人
周末，25岁的施小姐和往常一样早早地出门，横跨整个上海市，从闵行区的家赶到虹口区的一家福利院。在那里，她会和一群在网上相识的朋友们汇合，一起做半天义工。陪孩子们玩耍，交孩子们唱歌画画，然后给他们喂饭，直到哄他们睡觉……对很多朝九晚五的年轻白领来说，周末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可施小姐和她的朋友们把自己的周末放在了福利院，而且一年一年坚持下来。施小姐从来没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她感兴趣的，并且是力所能及的，仅此而已。她的朋友们也是如此的想法，虽然他们的这个团体已经存在了5年的时间，而且有着非常众多的会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民间慈善组织，可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件值得宣扬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口号，没有规章制度，也没有所谓的宗旨，说实在一点，他们只是网络上一个人气很旺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名字叫 “爱心绿地”。他们每周都会安排一些公益活动，如果你对这些事情感兴趣，那就来参加吧。做好事，一切都很简单，一切也很轻松。这或许就是年轻人的方式。
曾经，我们一直以为，那些独生子女、那些80后出生的年轻人是自私的，是功利的，但是在“爱心绿地”里，我们看到了他们负责任、有爱心、有耐心的一面。来“爱心绿地”的人大多数都是公司的白领和大学生，他们有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没有很多的钱，但是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可以经常参加活动。其实，去过“爱心绿地”活动的人可能是不计其数的，很多人都对第一二次活动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但真的要长此以往，也确实需要一点毅力和恒久的爱心。所以说，到现在仍然留在俱乐部的老会员真是太不容易了。
年轻人自愿出力做义工不容易，但是，还有一群人的付出，更加让我们意外，让我们感动。
胡惠君今年50岁，在一家房产公司做会计，每月收入1000多元。老公前两年下岗了，现在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在一个公司当文员。这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经济条件也只能算是一般。可是从1997年开始，胡阿姨先后资助了好几个贫困学生念完高中和大学。能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家庭开支里拿出这么一笔钱，给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这样的做法本身就让我们钦佩。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呢？胡阿姨说得很简单。“我们这一代人因为遇上文化大革命，所以念不上高中，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当时幸运多了，如果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念书，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希望孩子们都能有书读。”胡阿姨资助的第一个对象是向明中学的高一男生，男孩的学习成绩很好，也很懂事，但因为是单亲家庭，所以经济条件不好。胡阿姨每学期给他500元，后来男孩考上了大学，胡阿姨又继续每年给他2000 元生活费。虽然这些钱的数额并不大，但是前后持续了7年的时间。而且这样的帮助对一个受困的学子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必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像胡阿姨一样乐善好施的人还有很多，她们也有一个自己的群体，她们都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平时聚在一起就会讨论各自的近况，比如谁又遇上了一个“好”的资助对象，谁资助的孩子又考上了名牌大学，胡阿姨也介绍了好几个同事一起参加这样的资助活动，现在每个人手头都有两三个固定资助对象。
我们不是想说他们的伟大和崇高，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一些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爱心绿地”里的年轻人都是些普通的白领和大学生，他们在网络上相识，有着一份共同的关心他人的愿望。胡阿姨她们也只是最普通的家庭妇女，她们不是什么官太太，也不是什么商人妇，她们平时也会省吃俭用，贪小便宜，可她们却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毛主席曾经说过：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他们之所以让我们感动，也正在于此。
或许，从社会价值的贡献上来看，“爱心绿地”和胡阿姨她们都没有什么巨大的作为，他们比不上那些在电视屏幕前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