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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评价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并希望发现中国人“自我”精神状态存在的社会环境。
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目前社会风气“好”的只占被访者的四分之一，而认为社会风气“一般”或“不好”的却占了绝大多数。
与前面的调查方式相同，课题组也从学历、年龄、地域、收入四个方面作了分析，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越高认为社会风气越不好，这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上到博士以下文化程度；年龄越大、个人收入越高，认为社会风气不好的比例也越高。
在认为“社会风气好的表现”中，“社会和平、稳定”、“社会治安较好”、“社会氛围轻松、自由”占到了前三位。其中，认为社会和平稳定的最多，占全部回答者的四分之三强。“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快”和“观念进步了”也被认为是社会风气好的表现。
对于“社会风气不好的表现”，超过70％的受访者选择了“许多领导干部不为人民服务，不带头遵守党纪”，“社会治安不好”、“社会缺少诚信”位居其后。而认为社会氛围不自由的最少，只占全部回答者的9．3％。
张博士分析说：“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认同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对自身生活情境进行判断时的自主性。同时，我们发现中国人在追求精神自主时也表现了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具体的物质形态上表现了‘自主与理性’的统一。”
学历越高越期待公平竞争
涉及“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问题时，课题组并没有急于求解，而是做了其他一些内容的铺垫，答案却再一次让他们惊诧。
首先，课题组请受访者对不同时代人精神生活丰富与充实的状况作出评价，统计发现，被判断为精神充实的人群顺序为：第一代人（参加建国、建党的那一代），第六代人（八九十年代出生，对信用卡、无厘头、QQ习以为常）；第三代人（建国前后出生，年轻时参加过“学雷锋”、“红卫兵”、“上山下乡”）；第五代人（“文革”期间出生，“文革”以后读高中、上大学）；第二代人（建国前后参加工作，“大跃进”的主力）；第四代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文革”时期读中小学）。
张文明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随着学历的增高，人们认为第一代人精神生活丰富、充实的比重也在增高，而对认为第六代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判断正好与此相反。另外，课题组还发现，第一代人和第六代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生活质量能够给出很高的评价，表现出了对自我的高度认同，而其他年龄段人群的相应评价却普遍不高。
课题组随后提出了“希望生活在哪种社会之中”的问题。“调查结果出乎我们预料，数据显示只有6．2％的人希望生活在目前这样的社会中，而更期待生活在前三种社会之中，即‘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落差’、‘竞争激烈，规则公平’以及‘社会不动荡，人人道德高尚’。”张文明说，“人们在判断什么样的社会更适合生存时，并没有表现出我们一贯想象和认定的对财富的要求，而更多的表现了对社会公平、道德高尚的期待。”
与我们的一般认知相符，将“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作为理想社会的人群，主要是从事农牧渔业者、家庭主妇和服务人员这些从事竞争能力较低职业的人员；而希望生活在“竞争激烈，规则公平”的社会的，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和管理人员；认为“现在这样的社会”比较理想的则是从事农牧渔业者、管理人员、普通办事人员和营业人员，显示了这部分群体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足并追求稳定的心态。
分析显示，学历越低的人更希望生活在“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中，相反，学历越高者对“竞争激烈，规则公平”社会的期望就越高。
九成以上的人认为明天会更好
与对现状的不满相反，课题组调查发现，中国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受访者被要求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5年作一对比，42．3％的人认为“好多了”，42．2％的人认为“好一些”，认为没有变化的有十分之一，只有4．1％的人认为生活不如从前。
张博士说：“中国的社会分层正在逐步加剧，处于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对生活变化的判断显然不会相同，因此，对不同人群进行观察就显得更有意义。”
从地区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人们对生活变化的判断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东北地区由于艰难的国企改革等因素，人们觉得状况好转的程度最低。
让整个课题组感到震撼的是，拥有大学和硕士学历的人认为生活“好多子”的判断指数最低，而军人和从事农牧渔业者两个群体的这一指数则最高。这一判断，与军队待遇提高和农牧渔业税收的减免相吻合。
研究者提到，受访者判断生活变化程度大多基于与物质相关的因素，很少涉及精神方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条件和居住问题占据相当的权重，而国家政策好、子女成才、休闲途径增多、自然环境改善、社会自由、交通通讯设施改善等，也被作为影响生活变化的因素而列举出来。
对于“将来生活状况会怎样变化”，90．4％的人认为一定会变好，这个结果验证了课题组的一个猜想——“中国人对目前生活不十分满意可能源于对未来生活更大的期待”。另外，课题组还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对未来生活变化的这种积极心态与地域、学历、收入、年龄等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相关性，说明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为当代中国人所共有的。
住房条件和医疗条件、社会保障、教育投入、货币投入、就业环境，被认为是最急需改善的前五个方面，而这正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通过这组问题的解读，我想我们还是能够松口气。因为不管现实如何，当代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对未来生活仍然充满了自信。”花费整整三年主持这个调查报告的童世骏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8
成功就是翻越远方的大山
刘翔
很早就知道阿兰·约翰逊的名字了，我想每一个练跨栏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就像踢足球的人知道贝利，打篮球的人知道乔丹那样。
事实上，我一直很关心约翰逊，我知道他以前和我一样，也曾练过跳远，但一次左腿韧带的伤让他选择了跨栏，我为他感到庆幸，如果他真的去练跳远了，那跨栏世界里就少了一位王者了，在110米栏20个快于13秒的成绩中，有9个是他创造的！他是当之无愧的“跨栏王”。
刚练跨栏那会儿，根本就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看见约翰逊。必须承认，他已成为了我的一个偶像，在我看来，他就是一座远方的大山，我到山脚下的那一天都遥不可期，更别提要逾越这座大山了。2001年在埃德蒙顿举行的国际田径锦标赛，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和约翰逊的第一次碰面。
很遗憾，那时的我还略显稚嫩，虽然说跑了13秒51，基本发挥了自己的水平，但这个成绩摆到世界的范围来看，就显得太普通了。也正是因此，我没有进入决赛，只能作为观众，在一旁感受约翰逊那风驰电掣一般的速度。那次他得到了冠军，成绩是13秒04。我暗暗地问自己：“刘翔，你将来能和他跑得一样快吗？”
比赛一结束，我就找到了约翰逊，让他给我签了一个名，然后，我又和他照了一张相。约翰逊对我很客气，也很友好。我知道，找他签名和要求合影，其实是他的FANS才会做的举动，而我是他的对手，这样做并不是很有“面子”。但我才懒得管这些，我欣赏强者，约翰逊就是我所在的跨栏世界里的强者，即便承认他是我的偶像，也并不难为情。【多么聪明可爱的刘翔！】
2002年，我参加了在希腊雅典举行的国际室内田径锦标赛。那是我第一次和约翰逊肩并肩地站在跑道上，是我和他第一次同场竞技。但真的是很遗憾，那次比赛，我在跨第二个栏的时候，摔倒了，根本没有完成比赛，我所能看到的，只是约翰逊的背影。
随着我成绩渐渐提高，我和约翰逊面对面“过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有时候，回首那段历史，我自己也禁不住有些气馁，整个2003年，我和约翰逊大大小小比了近10次，我全军覆没，没有一场胜绩。但可以看到的是，我的成绩，从原来徘徊在第4、5名慢慢进步到了一直跻身前三名，更多的时候，我一直拿第二名，而约翰逊一直第一名。
毫无疑问，那时候，约翰逊仍然像一座山那样横在我的面前，但我隐隐感觉到，这座大山已远不像当初那样遥不可期了，我甚至觉得我已经站在了山脚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翻越它！
2004年5月8日，日本，大阪，国际田联大奖赛。
我等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
我跑了13秒06，而约翰逊的成绩是13秒13。我第一次面对面地战胜了约翰逊。此前在瑞士的洛桑，我曾跑出13秒12战胜过他的13秒17，但那时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组，称不上是面对面，我也丝毫没有战胜他的感觉。
然而，当我第一个冲过终点，第一次让约翰逊看到我的背影的时候，很奇怪，我并没有特别的兴奋。尽管，我跑出了13秒06，打破了自己当初创造的13秒12的亚洲纪录，而这个成绩也是当年的世界最好成绩。
但在数万观众的呐喊声中，我还是有点迷糊：我打败了约翰逊？是真的吗？
是约翰逊让我认识到，这是真的。比赛完，他第一个走向我，同样是那个友好的微笑，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干得漂亮，祝贺你！”那一刹那，我才回过神来，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击败了世界“跨栏王”！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23
不只有你从贫穷中长大
格雷戈。弗兰克林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在我高中的自然课上，每个学生都被要求熟练地解剖一只青蛙，以证明自己掌握了解剖学这门课程。我们按照姓名的顺序依次走上讲台，今天轮到我了，我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我穿着我最喜欢的一件格子衬衫——我认为这件衣服让我显得很精神，别人也都说这件衣服很衬我。对于今天的试验，我事前已经练习了很多次了，我充满信心地走上讲台，微笑着面对我的同学，抓起解剖刀准备动手。
这时，一个声音从教室的后面传来，“好棒的衬衣！”
我努力当它是耳边风，可是这时又一个声音在教室的后面响起，“那件衬衣是我爸爸的，他妈妈是我家的佣人，她从给救济站的口袋里拿走了那件衬衣。”
我的心沉了下去，无法言语。那可能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但对于我却像是数十分钟之久，我尴尬地站在那里，脑中一片空白，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衬衣上。我曾经凭自己出色的口才竞选上了学生会的副主席，但那一刻，我生平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哑口无言�